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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弯腰 2019-07-24 08:13
《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实,早在千余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已存在斗兽与射虎之风,由此产生众多青史留名的打虎英雄。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提到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射虎故事:“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唐卢纶《塞下曲》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此风至汉末犹存,吴大帝孙权就是其中的一位。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此处“孙郎”即指孙权。

《张昭传》曰:“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为方目,间不置盖,一人为御,自于中射之。时有逸群之兽,辄复犯车,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常笑而不答。”此处孙权虽曰“年少”,但应该也有二十余岁,可见本性难移,非一日之寒。张昭以托孤之任,尽忠职守,孙权不得不卖他的面子,然而热衷此道日久,不得骤废,只好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由乘马而射改为乘车而射,而且是乘敞篷车,大概是为增加刺激度。若有兽犯驾,则仍可自方目间隙中“手击为乐”(但此处并非徒手而击,应为持剑之刺击),这样毕竟要安全多了。《吴主传》亦曰:“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汉代帝王,多好田猎骑射之事。宫廷中有常设的竞技场和管理机构,观看斗兽表演也成为当时风行的娱乐活动。如《汉书·外戚传下》曰:“建昭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妤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汉文帝、武帝及其儿子均有亲自骑猎,手格猛兽的记载传世,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武帝子刘胥“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但因“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江东孙氏虽然出身低微,却也爱好游猎。如《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曰:“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人所共知的神亭之战,是当时传世不多的骑战范例,孙策与太史慈高超的骑术也于此有所体现,如《太史慈传》曰:“时独与一骑卒遇策,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慈便前斗,正与策对。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会两家兵骑,并各来赴,于是解散。”太史慈以骑射闻名,如其本传记都昌突围之壮举:“须明,便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毕,径入门。明晨复如此。围下人,或起或卧,慈复植的,射之毕,复入门。明晨复出如此,无复起者。于是下鞭马,直突围中驰去。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杀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史称“猿臂善射,弦不虚发。尝从策,讨麻保贼。贼于屯里,缘楼上行詈,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著棼。围外万人,莫不称善,其妙如此。”甚至曹操也听说他的名声,曾流露招揽之意,但无果而还。孙策与太史慈单挑得以不分胜负,得以全身而退,可见两人骑射之术不相上下,惺惺相惜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策从骑十三,“皆韩当、宋谦、黄盖辈也”,这些人的骑术也应相当了得,而且透露出孙吴军队中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骑兵部队的事实。

太史慈英年早逝,临终之言,令人扼腕。而其子太史享,官至越骑校尉。汉制,首都卫戍部队有所谓“八校尉”,越骑校尉即其中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有司马、十二城门侯。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关于“越骑”,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师古曰:“《宜纪》言佽飞射士、胡越骑,又此有胡骑校尉。如说是。” 如淳和颜师古以“越”为“越人”之内附者,甚是。晋灼以为“越”乃“材力超越”之意,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晋灼之说也不是毫无道理,自古以来便有“北人乘马,南人乘舟”的习语。楚越之人以水战见长,不习骑射似乎是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认识。为《后汉书》作注的刘昭便持此论,认为“越人非善骑所出,晋灼为允。”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六《前汉书》曰:“按骑非越人所长,似晋说是。”然而,“骑非越人所长”并不意味着越地就不存在骑兵部队。当时楚越多连称,盖指江淮以南。早在楚汉战争时,“楚骑”就曾留下过重要印迹。如《史记·项羽本纪》曰:“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如此生动的描写,不禁使人联想到数百年后的当阳之战,曹军精锐骑兵“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追击刘备的情景,乃有张飞据水断桥、赵云单骑救主的英勇事迹传世。陈寿称赞赵云:“强挚壮猛,并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欤?”可谓深得良史之笔法。

又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曰:“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这是刘邦骑兵战胜项羽骑兵的例子,但从双方统帅出身而言,其实都是“楚骑”。项羽身边最精锐的部队,也都是“楚骑”。如《史记·项羽本纪》曰:“于是项王乃上马骑,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乃至最后剩下二十八骑,犹视汉军数千骑如无物,“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项羽垓下突围,东城快战,马战天下无双,然至乌江不得渡,堪称悲剧。孙吴部队中,不仅孙策、孙权等以“便马善射”著名,还有孙和、朱才“善骑射”,韩当、孙峻“便弓马”,以及鲁肃善射等记载。而且还有若干“骑士”记录,也说明骑兵部队的存在。如《孙策传》曰:“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孙权传》曰:“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孙皓传》裴注引干宝《晋纪》曰:“此军人骑士,肄业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为之者矣。”《吴书·妃嫔传》曰:“孙和何姬,丹杨句容人也。父遂,本骑士。”另外,孙吴军队常有“步骑”连称者,显示其为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只是无从知道比例多少。

《史记》中多有关于楚人“骠勇轻悍”的记载,如《货殖列传》曰:“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这不仅是对楚地风俗的描写,也可理解为对楚地部队作战轻勇,兵锋僄急的形容。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曰:“上患吴、会稽轻悍”与《刘晔传》所谓“扬士多轻侠狡桀”的记述是相一致的。孙吴政权中不乏桀骜不驯的游侠之士,这种现象显然是与秦汉以来楚越之地风俗人情有着密切联系的。实际上,从孙氏父子的言行举止,便可看出其深受此风浸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自恃勇武,亲身犯险。《孙坚传》记孙坚之死:“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典略》曰: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英雄记》曰: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

孙策也承袭父风,乃至攻笮融时“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而孙策人生的悲剧性终结,也是因为“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终因伤重不治而英年早逝。孙氏父子军事生涯的突然中止,竟然都是在马背上,似乎并非偶然。这也可证郭嘉所论“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并非完全是附会之言,而是由孙氏父子性格和门风的总结概括中得出的可能性判断。裴松之以为郭嘉“料孙策轻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诚为明于见事。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未免有些苛求,孙策“以袭许年死”固是意料之外的偶合,但“死于匹夫之手”却又在情理之中。

如前所述,江东孙氏本有骑射之风,第三代领导核心孙权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同时也将骑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孙权曾多次亲临前线,其帐下亲兵应当也包括骑兵部队,但从总的战绩来看,似乎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如众所周知的合肥之战,孙权在拥有明显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却被张辽等人以数百人组成的敢死队突击成功,最终导致大军无功而返。事见《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不过,孙权军队十万似有水分,虽然曹丕诏书也说“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但这毕竟是《魏书》的一面之词,本国史书夸胜讳败本是常事,如《武帝纪》所谓曹操在官渡时“兵不满万”云云,犹为无稽,后人驳之甚详。当时普遍存在虚报军功之风,乃有夏侯渊如实上报,曹操大为惊讶之事,见《国渊传》:“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但客观地说,吴军兵力占优应是事实,而且张辽与乐进、李典等人“皆素不睦”,显然不可能调动所有合肥守军。因此,采取少数精锐进行“斩首行动”,就成为魏军考虑的主要战法。

古谚有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这说明谋事固然在人,但能否成功,还需要等待时机。如果都像司马懿那样“畏蜀如虎”,龟缩不出,纵然孙、吴复生,恐怕也无计可施。但张辽比诸葛亮幸运的是,他遇到的对手是孙权,一个继承了父兄遗风,不但喜欢亲自乘马射虎,而且经常亲临前线,以身犯险的最高统帅。关键时刻,孙权的老毛病又犯了,孙坚、孙策在这一刻仿佛灵魂附体,以至于给了张辽一个立功的机会。有趣的是,从《魏书》的记载来看,此战发生在吴军所有部队尚未会合之时。而《吴书》有关记载,均无一例外地将此战系于撤退之时,孰者为是?如果从中立的角度来看,合乎逻辑的猜想是:吴军对合肥已经基本完成了包围,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发动最后的总攻。这或许与《甘宁传》所云“会疫疾”有关,又或许是吴军在等待后续部队的增援,以便积蓄足够的兵力完成致命一击。兵法十围五攻,吴军本不以攻坚见长(参见周瑜攻南郡之事),而合肥又是防御坚固的军事要塞,吴军攻城之迟缓也情有可原。但是,孙权在形势有利时头脑发热,又一次习惯性地亲身犯险,进入了魏军的攻击范围(也许是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对此,孙权本人毫无疑问地应负主要责任,诚如孙盛所评论的:“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乃命将出征,推毂委权,或赖率然之形,或凭掎角之势,群师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惰;以致命之兵,击贪惰之卒,其势必胜。”孙权如此昏庸的举动,实在看不出像“孙武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孙权不晓兵法,不懂军事。不妨换个角度,若将此行为看成类似长期练习弹钢琴而产生的重复性机械动作,就比较好理解了。

关于张辽所选的敢死队,不太可能是“八百步卒”,而应有相当数量的骑兵。《甘宁传》曰:“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此处言“步骑”,其意甚明。也正是因为张辽所率多为精锐骑兵,才得以完成“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又“突围,拔出余众”的壮举。《张辽传》此处描写,似乎有意模仿《史记·项羽本纪》的行文风格,而后世如《云别传》所记赵云汉水之战,也可从此找到些许痕迹。孙权在张辽突击之下,情势危急,堪比渭水之战时的曹操。而吕蒙、蒋钦、凌统、甘宁等人,则扮演了许褚的角色,如《凌统传》曰:“时权撤军,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江表传》曰:“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撤丈余无版。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但其时孙权虽然狼狈不堪,但毕竟给魏军留下了“便马善射”的形象。《孙权传》裴注引《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仅就这场小规模的遭遇战而言,双方兵力相差不大。但一则疏忽无备,一则有备而来,胜负可想而知。虽然孙权损失了少量精锐部队,主力仍在,但更严重的后果是士气由此大为低落,导致兵无战心,撤军已是必然之事。《贺齐传》裴注引《江表传》曰:“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刻心,非但书诸绅也。”这说明孙权此时终于对自身的一贯危险举止有所省悟,其时类似的话张昭早就告诫过他,然而事非经过不知难,成长总要付出代价。

从那以后,孙权似乎确实大为收敛,痛改前非。但也许是补偿心理的驱使,使其将这种战场上的不自由和不得意又转而发泄在游猎中。于是在合肥之战后不久,孙权又弃用射虎车,再次“乘马射虎”。如《吴主传》曰:“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汉代流行相人之术,《孙权传》记刘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或许孙权确实命不该绝,然而能够悬崖勒马,知错就改,才是这位吴大帝得以高寿终老(七十一岁)的主要原因。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信矣哉!

兵马大元帅 2019-07-24 11:53
他也打虎?好像还没有武松打虎出名啊

假正经也 2019-07-24 13:09
要说打仗,孙权实在是不及乃兄孙策,也无法与其父孙坚比拟。只好拿野兽来出出气了!

至尊狼王 2019-07-25 13:50
李逵好像一下子就砍了几只

白海豚 2019-09-07 13:58
孙权在打仗方面可能不如孙策。

快乐无天 2019-09-26 12:00
孙权能成为一个土皇帝,还是有权谋的。

7842949 2020-04-09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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