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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8 08:31 |
近几年来,随着大量博物馆的修建,以及诸如海昏侯墓、江口沉银之类的遗址被发掘,“考古”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眼中,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热词。 因为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比如: 曹操修铜雀台和大乔小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诗文中意淫着左拥右抱二乔的人是他的儿子曹植。
又比如:三国的一升只相当于我们现代的两百毫升,古人喝一斗酒,只相当于现代人喝了两公升,而且古人喝的还是低度米酒——这一点,之前那篇文章也恰巧有提到过。 再比如:张飞其实也是个读书人,他擅长工笔画美人,他也擅长书法,甚至可以说是个书法家。真实的张飞肯定不会像电视剧中的那般,关羽说“关某之躯即为刘某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时,他说:
关羽又说:“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时,张飞:
关羽再说:“有违此言,天人共怒之!”张飞:
张飞默默地将罗贯中移出了自己的好友列表。 如果还是对“考古”一词感到有些陌生,那有一个电视节目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鉴宝》。 当然不止《鉴宝》,前段时间播出的《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近期热播的《如果国宝会说话》,都和考古息息相关,因为最能够让人直观感受到考古工作成果的,便是博物馆里的这些“国宝”。
而这些国宝——准确地来说,它们统称“文物”,尤其是时代比较久远像三国时期的文物,很多便是从墓葬中被发现的。因此,对墓葬的发掘亦是整个考古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然而、可是,咱四川地区的三国高级将领或是文官的墓葬,真不多……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蜀国缺少本地土生土长的文官武将。 关羽,河东解良人,今天的山西运城。 赵云,常山赵子龙,常山真定人,今天的河北正定。 马超,扶风茂陵人,今天的陕西兴平。 黄忠,南阳人,今天的河南南阳。 张飞,涿郡涿县桃庄人,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 州市忠义店。 好嘛,五虎上将,齐刷刷来自北方。
再来个诸葛亮,他更远,徐州琅琊人,在今天的山东了。 再、再来个刘备: 刘备,涿郡涿县人,张飞老乡,河北的……
皇叔啊皇叔,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背叛革命了! 大家都不是四川人,叶落归根,自然很多人都不会选择葬在四川。 上面七个人,关羽兵败,身首异处,头枕洛阳(河南),身卧当阳(湖北),魂归解州(山西);黄忠,当时他的家乡南阳已经被曹操占领,所以他理应葬于成都,现在的成都营门口也确实有个黄忠墓,然而事实上该墓为后人修筑,且千余年间黄忠墓没有文献记载,故准确地点已不可考;马超,归葬陕西勉县定军山;诸葛亮,也按照他的遗嘱,埋葬在了定军山。
七个好伙伴,一下子就散了四个。 剩下三个,赵云葬在四川大邑;张飞墓相对出名一些,在阆中;当然最出名的还是汉昭烈帝的惠陵——刘备,就埋葬在这武侯祠中。先主英魂,护佑一方水土,看过风风雨雨,也看过眼前的车水马龙。 再其下,葬在四川的蜀将就更是少之又少、屈指可数了,有蒋琬、董允、马岱——这几个人名,可能不少人都没听过。
总之最后蜀国那些名臣将相,葬在四川的,绝对不超过三分之一。 顺带插播一句,后主刘禅,刘备摔过的那个阿斗,亲儿子,最后死在了洛阳,享年65岁,葬于今日的河南洛阳邙山。 刘备回首望去,来时的路空无一人,过往,已烟消云散。 人一走,茶自然会凉;你喜欢大海,我爱过你。或许这就是——
不过,我们加上黄忠墓,算四个,除开刘备张飞不谈,赵云和黄忠的墓,却实在是不出名,甚至有人会说:什么赵云也葬在四川的?什么我家边上就是黄忠墓? 不出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墓葬习俗——专业的词语叫“葬制”,即墓葬制度。 这就得从汉朝说起:整个汉朝的习俗就是“厚葬”,尤其在西汉时期。海昏侯墓、马王堆墓这些名号响当当的大墓都是西汉时期的;而金缕玉衣、黄肠题凑这些高级而奢华的墓葬习俗,也几乎都是西汉的,到了东汉,就已然式微。因为战乱频繁,民生逐渐凋敝,哪怕是列侯都已经厚葬不起了,而且就算是厚葬,那也一定是“摸金校尉”的重点照顾对象,一场战乱下来,谁知道自己的尸首会变成什么样。所以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流行“薄葬”,就拿砖砌一个窄窄的空间,稍微气派一点儿的就在外面垒一个土包包,前面再立一块碑,完事儿。
(东汉末年的砖室墓,可以看出来,很是简陋) 没有琳琅满目,没有奇珍异宝;没有檐牙高啄,也没有钩心斗角,自然,便不会那么出名了。 其实,相比于吴魏两地,蜀地出土的三国时期文物数量少还有一个原因:国力衰弱。 据估算,三国时期人口大概800万,其中魏国约500万,吴国有200万,剩下的蜀国,只有100万。(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总人口2600万,但魏吴蜀占比都趋近于5:2:1。) 在我国的古代,农业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国力的最终指标,而影响农业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工具——大家相同,铁农具;农耕方式——大家一样,牛耕;那生产力的高低,只能和人口数量直接挂钩。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古代,人口=国力。 而蜀国就是靠着这八分之一的国力,三分了天下,综合收益高达2.66倍,一个字,值。
而且从这张图中,再根据我们的地理知识还可以知道,华北平原在魏国,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吴国,这两个地方的粮食产量都是很高的,而蜀国的粮食产量最高的地方,可能只有小小的一块成都平原了,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实在是无法和东部平原相比。 这样的背景下,蜀地人民无力再去进行奢华的厚葬,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一种豁达情怀。魏国占天时,吴国据地利,蜀国则拥有人和。就算遇到灾年,就算时运不济,持一把团扇,再摆一场龙门阵,似乎就能扫清一切阴霾,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一把扇,一张桌,一碗茶,便是“四川精神”最好的传承。
(成都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一角,观音阁老茶馆被誉为成都茶馆的“活化石”) 墓葬发掘自然是考古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考古,绝不仅仅止步于“挖墓”。 8月10日,在武侯祠里举办的第二场《武侯夜话》活动,就有幸邀请到了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高院长,来为大家讲一讲咱四川考古的二三事。一个小时如同白驹过隙,却让人感到醍醐灌顶;不仅让人知晓了考古工作到底为何物,也了解到,诸如考古这类历史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刻板、好似“象牙塔”般难以理解,真正的历史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既是历史的阅读者,亦是历史的创造者。
(《武侯夜话》现场照片) 就比如说,去欧洲旅游的小伙伴,一定会游览不少教堂王宫,因为里面几乎是集合了当地文化与历史的精髓。同理,在中国,最重要的、蕴含最深层次文化的旅游景点,除开故宫这种极少数的宫殿,就要数寺庙、祠堂了。 而对寺庙、祠堂以及类似的人类生活过的遗迹进行考证、研究,将古人的习俗以及传承其中的文化公诸于世,同样是考古工作者所要做的。 武侯祠中,或许并没有引人注目的金杯玉盏,它所富含的,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哲思,或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教诲。再持一把折扇或是羽扇,有人感慨雄姿英发,有人轻叹早生华发,甚至可以跨越时空,听到苏子“大江东去”的开怀大笑,以及伴随着川江号子的低沉摇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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