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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1 13:59 |
孟达家乡因闹灾荒,于建安初年与同乡法正,一同投奔益州牧刘璋,不受重用。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张松因联络曹操而结识刘备,并劝刘璋引刘备为外援。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刘璋为抵御汉中张鲁邀请刘备,委派法正、孟达为正副使,各率二千军至荆州助刘备,刘备将四千军交于孟达,驻守江陵(即荆州治所)。建安十九年(214年)七月,刘备占据成都,封孟达为宜都(今湖北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月,刘备再遣孟达由秭归(今湖北秭归)率军北攻房陵(今湖北房县),房陵太守蒯琪被杀,接着准备攻取上庸(今湖北竹山),刘备担心他势孤,又遣刘封自汉水而下统领孟达军,会于上庸,上庸太守申耽投降,仍任太守,其弟申仪为西城(今陕西安康)太守,至此三郡平定,成为益州与荆州的北部通道,并加封刘封为副军将军,孟达依然为太守。
同年十月,关羽围攻樊城、襄阳时,要求刘封、孟达出兵相助,但二人因三郡初定,以镇抚为由拒绝出兵,荆州败亡,刘备转恨于刘、孟二人。而刘封又擅自夺取孟达鼓吹(军中之乐,显示权力的象徵),孟达预感到似祸将临。
在《三国演义》中,是说关羽败走麦城,派廖化到上庸搬兵,刘封正待计议,但孟达畏于曹、孙兵力,从中阻拦拒不发兵,这是小说将史实前后倒置,并着力虚构情节,以揭示孟达的可憎。
曹魏黄初元年(220年)七月,孟达率自己四千部曲(部队一种编制),叛蜀投魏。临走留下一份《辞先主表》(历史称谓),要点是:殿下草创大业有识尽睹,今王朝将兴英贤麟集。臣委身以来,实少文武辅佐之能,位列功臣,深有愧疚,思慕前贤更应远避。臣每读史籍,见亲被疑,不觉慨然涕下,今亲临其事,更感同身受。荆州覆败百无一还,臣乞身山城,置度于外,感悟到殿下的聖恩。臣不能始终,明知而为之,敢说无罪!愿殿下体谅。
孟达投魏,曹丕先派近臣对他考察,汇报说他有公卿、将帅之才,曹丕先致书称赞,再赐御马表彰,并在谯郡(今安徽亳州)召见他,见他闲雅有才辨,为一时所瞩目,加封为散骑常侍、平阳亭侯、建武将军。随后遣他与夏侯尚、徐晃一同围攻刘封。孟达又向刘封劝降,书中大意是:足下与汉中王并非骨肉,可你显赫地位尽人所知,自从立阿斗(刘禅)太子,有识者为之寒心。如今君王对你已有疑心,正因你在外,可安稳一时,倘若被大军所逐,那就危险了。你可知道,背离父母是非礼、知祸而留是糊涂、见正而疑是不义,有此三者能说是可取吗!以你的才干,东来继罗侯(刘封本姓罗)之嗣,北事新君,避免危亡,才是明智的选择,何况还将委以重任,望你早日决断。劝降遭到拒绝,接着申仪背叛、申耽降魏,三郡失陷。曹丕将房陵、上庸、西城合为新兴郡,以孟达为新城太守。黄初六年(226年)五月曹丕病故,相知的夏侯尚等也先后去世,孟达感到孤寂,身在羁旅久历疆场,颇感冷落。
也是这年,诸葛亮为打开北伐局面,想到借助孟达。所以在致孟达书中,有一段是,“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是背离正义为重的人吗)!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李严也在致孟达书中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这些书信带来的信息,孟达萌生出再次投蜀。
蜀汉建兴五年(227年)六月,北伐行动在即,诸葛亮欲促成孟达叛魏,又考虑他反复的特点,乃以郭模诈降,经申仪处泄漏机密。申仪与孟达不睦,很快将这一消息,报告节制荆、豫军事的司马懿。司马懿先稳住孟达,致书说“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孟达欣喜之下,尚在犹豫时,司马懿从宛城(今河南南阳)起兵,以急行军速度,八日赶到上庸城下,孟达措手不及,吴、蜀援兵,也被司马懿阻挡于半途,相持二十一天,外甥邓贤开城投降,孟达以反叛被杀。
孟达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以其才能投机仕途的结果。从曹丕派员考核核他,认为他有公卿、将帅之才,可见不像虚言。乱世中不尽其才,投事明主有其例;因无奈迫走敌国,也不乏其人,而孟达却不然,他持才不羁,酌势而动,颠倒才能与原则的位置,无视道义准则,成为没有立场的钻营,他到那里都是不稳定因素,并且也注定了他的才能将无所作为。
首先,他从刘璋队伍中分离出来,就是带着处境与才能的反差,成为不忠的开始。孟达叛离刘备,表面是 “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事实上,他投魏时间是荆州失陷半年后,说他惧罪,恐怕刘备也早就处置他!再说襄、樊之战对他来说有进退余地,若以镇守脱离不开,也在情理之中。说他忿恚刘封,从他劝降刘封书中,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多大厉害冲突。可见无论荆州还是刘封因素,只能是一种托词。
自从他跟随刘备,法正受到重用,而他从宜都转战房陵,身经苦战,仅以一镇太守置身边鄙山区,后来又有刘封的牵制,心中不可能没有想法!早在关羽襄、樊之战,他按兵不动,就流露出这种心态,否则,哪怕是抽调部分兵力支援,也是一种诚意!前后迹象表明,远离政权中心,一种失落感是明显的。又加上现实处境,今后前程黯然是注定的。他在《辞先主表》中有一段原文,“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明显是不被重用的牢骚之语。而此时,曹丕即位魏王又觊觎皇位,必做出一番新姿态,孟达觉得是展示才能的新契机,投魏真实原因应在于此。
再说孟达在魏,曹丕对他十分器重。当时,刘晔就认为 “达有苟得之心,而持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司马懿也说他“言行倾巧(说话办事无原则),不可任。”可是,曹丕没有相信这些话。曹丕之后,尽管有所冷落,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处身在危险之中,如果说,以前是为避祸来到曹魏,现在任上相安,更无投蜀理由。唯一可解释的是,因为朝内无人又久在疆场,权力的阶梯被阻止。
自曹丕死后至他再投蜀,前后一年时间,这中间除了蜀汉又与东吴有联络,他是在窥测形势,投机前程。蜀汉自刘备之后,突出了诸葛亮与李严的地位,而他们致孟达书,明显有诱惑力。诸葛亮率师北伐,驻军汉中,孟达也认为是个时机。从他致诸葛亮书中大意,认为司马懿之兵距此是一千二百里,宛城至洛阳八百里,上表往返约一月之久,在此之间,城固兵足,又认定司马懿不会自来,其余没有问题。孟达既想叛魏,不可能没有准备,此书隠隠透露着试探,或者是待价而沽,诸葛亮素知他有反复特点,所以才以泄密方式,敦促他从速行动。当然,这对孟达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不允许他再游移,而孟达的犹豫,被司马懿迷惑,恰恰说明了上述的意图。
至于说诸葛亮借机除孟达,按《晋书•宣帝纪》说法,恶其反复又虑为患,才故意以郭模诈降泄漏机密;按《三国志•费诗传》说法,孟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两种截然不同说法那个为是?事实上从当时北伐角度分析,借助孟达夺取新兴郡,再联合东吴,对北伐将大为有利,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后来孟达被围时,曾有蜀兵支援,有其合理性。如果诸葛亮为处置孟达,这似乎专为解决孟达问题,淡化了当时北伐因素。事实上,当时处置孟达,对蜀汉并无益处,倘若不是因为孟达失败太快,而在曹魏内部引发战端,也许对蜀汉有利,所以借机一说,在既成事实的后来,颇有牵强。
最后,是否会给李严与诸葛亮之间带来什么隐患,看来也不太可能,因为当时李严和诸葛亮,在北伐之初,还没有明显地分歧,早年孟达与李严也并无密切交往。
总之,孟达之所为,无原则的来来回回,不仅得不到才能的发挥,而且又沦落为一个反复无常的典型,成为三国降臣中的独特形象,很值得历史之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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