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侠客 | 2008-01-03 08:29 |
 人们在一生中，不知会蒙受多少不公，也不知会留下多少遗憾，甚至有些还是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我要讲的是一件发生在30多年前的往事。当年兵团战友聚会谈起时，无不为之感叹，深为因无法致歉而感到遗憾。 那是1974年的一个夏夜。场院排女知青下夜班回宿舍后，上海知青何招妹发现枕边的半导体收音机不见了——那可是被大家视为珍宝、知青中惟一的一台收音机呀，价值60多块呢！排长马上将此事报告了连长，连长非常重视，当即连夜带人挨个儿宿舍排查，看有无可疑迹象，一直忙到天亮。在我住的宿舍，除发现某人床前鞋上有露水，有半夜出过门嫌疑外，没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经连里开会研究，认为应是熟悉情况的内部人作案:理由一是此人知道招妹有收音机，二是了解招妹上夜班时屋里没人。至于赃物，一定是隐匿在连队的什么地方了。在没其他线索的情况下，只能以“露水鞋”为突破口，于是怀疑范围缩小到我们宿舍。支委老岳召集全体女知青开会，要求大家提供破案线索，进行政策攻心，并含沙射影地敲打怀疑对象。由于大家早已风闻“露水鞋”的主人是谁，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外号叫“小日本”的哈尔滨女知青。被人们怀疑偷东西的滋味可不好受，“小日本”显然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神情极为尴尬，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胸脯剧烈地起伏，身子扭来扭去，如坐针毡。而她极不自然的反常表现，更为她自己“心怀鬼胎”提供了“证据”。大家之所以怀疑她，除了“露水鞋”的“证据”，还因为她家里非常困难，认为她往返回家需花不少钱，似乎更具备作案动机和携赃潜逃条件。“小日本”母亲是二战遗留的日本人，父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中国职员。中日恢复邦交后，她母亲回国了，只留下她父亲和哥哥在中国。此次回连她是按政策办返城手续的。对她来说，本是一件大喜事。也许是混血儿的缘故，“小日本”人长的非常漂亮，令人着迷，平时干活，男知青都爱和她开个玩笑，她也不介意，和大家关系不错。但在女知青中却由于娇滴滴的做派，不大招人待见；加之在号召“扎根边疆”时率先返城不合时宜，因此这次回来没人爱搭理她。在办手续的日子里，她只能寄居在热心的天津知青邢惠琛那儿，俩人挤在一顶蚊帐里睡，邢惠琛每天为她打饭陪着她。 由于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小日本”又是重点审查对象，因此被领导告知暂时不能离开连队。这下“小日本”可急了：这次回连，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回连取走关系就可以回日本和母亲团聚了，谁想却出了这么档子事儿，还把她牵连上，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心中又气又恼。那段时间是“小日本”最难熬的日子，简直是精神上的炼狱。她在人们鄙夷的冷眼中沉默着，而又无法大声疾呼向人们申辩，来洗刷凭空泼给自己的污水——那样做，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涂越黑。满腹的冤枉委屈，只能向惟一信任她的女友邢惠琛倾诉，说到伤心处时忍不住放声大哭。 当时邢惠琛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人们不理解她为什么同“小日本”这种人走得这么近。可邢惠琛肯定地说：“我就是坚信‘小日本’没偷，她冲我哭着发誓自己清白，绝不会是装出来的；如果作为朋友我都不相信她，她还有活路吗？”我因为相信惠琛，只能在感情上默默地支持她；但对于“小日本”是否清白，没有证据的事我也说不好，而且迫于环境的压力，并没敢直接安慰“小日本”。“小日本”也向北京知青柏冬友诉说过此事，他也不相信是她干的。 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连里也无权长期扣人，只好放行。在一个雾霭浓重的清晨，“小日本”走了，一驾慢悠悠的牛车载着她和她的行李渐渐远去，除了邢惠琛站在路边默默地目送她，其他人都没出来。甚至有人趴在窗台上忿忿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小日本”走后半年多，事情才真相大白。一个流窜作案的秃老头，在其他连作案时被当场擒获后，供认了那晚招妹的收音机是他偷的。他摸透了各连夜班工作的规律，专趁屋中人上夜班，其他人正熟睡时作案。他本是秃子，却戴上假发冒充女人，到处顺手牵羊。由于是流窜作案所以出人意料，极难抓获。招妹的收音机归还了，而我却高兴不起来。对于已经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小日本”，她知道事情的结局吗？对于曾经遭遇过的误解伤害，对于一个纯洁美丽女孩儿的恶毒亵渎，谁又能当面还她一个清白呢？我想，这件冤案将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当年，我没有勇气当面表达我的看法，使我心灵深处充满了对“小日本”的歉疚。但愿她能见到此文，接受一份我发自内心的迟到的歉意。 “小日本“名叫赵毅君。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