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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9 10:11 |
他曾经是河南建业足球队的总经理,他做过郑州最火的粤菜馆老板,还是一位业余马拉松爱好者……如今逃离喧嚣,除了还在坚持的长跑运动,译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本报记者强晓玲 实习生肖雨涵
前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粤菜馆老板、马拉松爱好者、400万字重量级著作的翻译者,这些身份属于同一个人,戴大洪。
10年间,他翻译了5部约400万字的著作,2013年被评为“年度致敬译者”。
他曾经是河南建业足球队的总经理,第一个揭露中国足坛潜规则的打黑斗士,《与风车的搏斗》让他成了独自面对风车的那个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
他做过郑州最火的粤菜馆老板,还是一位业余马拉松爱好者……如今逃离喧嚣,除了还在坚持的长跑运动,译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10年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雷蒙德·卡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西班牙内战》,这些译作稿费加起来一共不到30万元,这也是他10年里所有的收入,“如果继续在建业工作,估计半年就能挣这么多钱。”但摞在案头足有一尺多高的译著让他心里踏实,“这些年,没有为了金钱去浪费生命。”
他自嘲是“四不”翻译家,“耳不能听,嘴不能说,眼不能读,手不能写。”视书如命,酷爱西方文学历史的他,因为喜好,因为阅读,拿着本字典竟然慢慢走上了翻译的道路,“这些书是想翻译出来自己读的,有人喜欢是意外之喜。”
北方的冬天总是很漫长,温暖惬意的春刚刚让人察觉,夏天就急不可耐地来了。在郑州市东区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记者找到了戴大洪的家。朴素的家具搭配20年前的装修风格,整洁、简单。因为记者拜访的时间与译书冲突,戴大洪表现出了些许遗憾。屋里挺凉,他却还光着脚,把自己宽大的身躯填进窄小的沙发里陷入沉思。
独立、较真,不苟同、不妥协,不轻易与这个世界和解,译者戴大洪多少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却又活得立体、畅快。他说,“感谢这个浮躁的时代,让一个普通人,安静地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老总到译书人
早晨8点,戴大洪会准时起床,洗漱、吃点东西。9点整便会走进自己的房间,那个半扇墙都是整架的书和摆着一张简朴的单人床的房间,也是他的工作室。
不大的书桌上厚厚一摞待译的英文原著复印件,一台大屏幕电脑上显示着翻译出来的中文译稿,屏幕上的字号不小。电脑边儿上竖着十几本陈旧、发黑,甚至快要散架的英文字典和各种工具书,一些标记着单词、索引的稿纸按顺序码放在一边。
一般情况下,戴大洪一直会工作到中午,午饭后,一个长长的午觉必须保证。下午四五点钟继续,直到深夜零点,一天的翻译工作才算结束。打开电视,浏览过午夜体育新闻,他会轻松地欣赏一部电影,“算是对自己一天工作的奖赏。”拒绝网络电影的他,攒了半个屋子的DVD影碟等着慢慢享用。
午夜两三点钟上床休息,这样的生物钟,戴大洪保持了整整10年。
10年间,常有人问戴大洪在干什么,他总是说自己“什么事儿也没干”,因为在别人眼里所谓的“干事儿”,“都和挣钱有关”。
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委会”决定将“年度致敬译者”授予戴大洪,致敬辞说,“这位翻译界的‘造反者’,以七年近三百万字的篇幅,打动无数读者,让他们记住那些作品的名字。”
“文如其人,淡泊、诚实、率直、简朴,是他译作的显著风格；讲求语言内在逻辑,不走样、不发挥,举轻若重,是他译工尊奉的原则。他将为人处世的保守主义精神品质,完美地融入字里行间。为核实战后右翼抗议游行路线图,他让哥哥寄来巴黎地图,逐条街道对照地名；为译名精确,将俄国人名英文回译成俄文,将其附录书后,供读者参照。在发现编辑擅自将雷德河(Red River)改为‘红河’,他大发雷霆。这位追求每一个字精确的超级‘原教旨主义者’,给翻译界带来一阵沉静之风。”
译书,戴大洪有自己的原则,不喜欢编辑删改他的译稿。他力求反映原著的真实观点,希望读者能从自己翻译的“用词、语气、力度”中体会原著的本意,“不能把人家的一颗子弹翻译成一团棉花。”
如今,《西班牙内战》已经译完。委托记者从出版社带来的原著足有两寸厚,爱惜书的他怕书在快递运输途中受损,而且译本最后要与原著再核对一遍,这样他心里踏实。而超过150万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后几卷的翻译也已经与出版社约定。
戴大洪清楚,稿费太低让许多专业外语工作者只能将译书当作业余工作,不可能拿出太多时间和精力,有人甚至擅自删节原著内容,翻译质量下降在所难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几部翻译力作的畅销,也让出版商更清楚,微薄的稿费已经不可能找到如戴大洪这样纯粹、踏实,一年翻译50万字的译书人。
许多人问他,“怎么能从一个最喧闹的地方转换到一个最冷清的地方”,戴大洪说,当年的热闹自己并不觉得,那只是工作；现在的冷清也没觉得凄凉,这还是生活。
“在人人都像经济学家的今天,自己被动、孤独等性格弱点突然变成了长处,对待很多事情的消极冷淡反倒成全了我做的事情。”戴大洪说,“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内容,我又了解了一些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道的事情。”
“他跟世界是有点隔阂了。”戴大洪的朋友、学者止庵曾说,“就翻译这事他觉得挺好,因为可以在家一待就是几年,不用跟外面打交道。”
戴大洪感慨,幸亏20年前在河南建业集团工作时通过内部渠道购买了自己居住的这套房子,才有了安心译书的基本条件。许多人都不相信建业足球队曾经的“老板”只有这一套住房,他们说“建业的高管谁没有个两套三套的。”
没有工资,当年离职时得到的一笔退休补偿如今也所剩无几,靠译书生活更是不太现实,马上60岁的戴大洪笑称,“好在很快就可以领取退休金了。”
与风车搏斗
曾经,戴大洪讨伐足坛的“檄文”被集结成《与风车的搏斗》一书,止庵评论道:“有人说,戴大洪使人想起与他同样瘦长的堂吉诃德,骑着瘦马,挥着长矛大战风车之悲壮天真。对于那位孤独的骑士,尽可以嘲讽他抑或悲悯他,他冲向的并非风车,而是黑暗和谎言,但是谁也无法断言他的搏斗是无谓的。”
如今,选择了安静的戴大洪译书之余也会关注一下中国足球,“还是没有长进。”
戴大洪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从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统设计与检验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镇平县工作。1986年调回郑州轻工学院图书馆,一年后,到中原公司主持经营一家粤菜饭店,并且做得有声有色,他笑称,“名人来了也要排队等座。”1993年,应建业创始人胡葆森之邀,戴大洪加盟刚刚成立的建业房地产公司,并于次年出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首任总经理。
在他实际负责的5年时间里,这支低成本运作的球队两度降入乙级又重返甲B,也曾距离甲A仅一步之遥。在那个中国足球职业化最火热的年代,戴大洪显然尽力了,6年资金投入只有3500万元,“连人家半年投入都不到”的河南建业足球队却赢得了最大化的品牌关注度,“建业地产”也迅速成为河南上千家地产公司的龙头企业。
1998年8月,因为球队成绩不好,戴大洪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下课”。2000年底建业集团机构调整,为了给新人让路,包括戴大洪在内的四位集团副总裁被免去职务,胡葆森在大会上说:
“我和老戴是朋友。我是在集团最困难的时候请他过来的……比如搞足球,老戴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然我可能下不了这样的决心。如果当时不搞足球,建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不会达到现有的程度。”
卸任总经理以后,戴大洪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檄文”揭露足坛潜规则。他说不喜欢自己被称为“打黑英雄”,因为自己也“干过坏事”。
“一开始你觉得这就是规则,到后来你才发现大家其实最终都会成为受害者。我把这种看法说出来,觉得是在为大家说话。但没有人喜欢你这么做,大家都没穿衣服,就你说赤身裸体不好看。”戴大洪说,“我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个妨碍。”
对于“檄文”的效果,戴大洪看得很开。“一开始是有点理想主义,但是都石沉大海,我也无所谓了。也许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人觉得这人是疯子,这人有毛病。”之后他很少就足坛的事再发表言论,“该说的都说完了,他们明不明白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主持人张斌在此期间结识了戴大洪,至今也是戴大洪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他对戴大洪的评价是“犀利、真诚、热情”。1999年,央视《五环夜话》播出专题节目《足球守望者:戴大洪》。
中国足球留给戴大洪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不会忘记的夜晚——建业距离甲A仅一步之遥的比赛前夜,戴大洪与同在上海出差的止庵谈起比赛,止庵劝他“不要乐观”。那场球建业没能赢。赛后戴大洪对止庵说:“还是你说得对,无论我们怎样想象黑暗,黑暗总是超出你的想象。”
“干垃圾活儿”的球员
大学时,酷爱外国文学的戴大洪最大的嗜好就是买书,并且把这一爱好坚持了30多年。在俱乐部带队打比赛时,每到一个城市,他都要在当地书店寻觅好书,那时队员们对他这种“买输”行为很有意见。
戴大洪家里有一间书房,除了四壁书柜里满满的书籍和DVD影碟,房间的空地上也摞满了半人高的书,整个房间更像一个藏书的库房。买书读书,也让他结识了止庵,并成为30多年的好友。
1978年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国内,每个周日王府井新华书店都会卖一些新书,排队买书的戴大洪在那儿结识了止庵的哥哥并且成了“书友”,继而认识了诗人沙鸥一家,更与沙鸥的儿子止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学毕业,戴大洪回到河南。就读北京医科大学的止庵留在北京当医生,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谈论的仍然是书。采访中,戴大洪回身进了“库房”,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本并未付梓的手稿,这是两人曾经编写的一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尽管时隔多年,纸页发黄,两人的字迹却清秀工整。
被免去建业集团副总裁后,赋闲的戴大洪向集团申请去了北京一家英语学习机构学习,“整天和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在一起,一个星期就学不下去了。”这段时间,也让他有更多机会在北京会老友、结新朋,甚至做了不少后来冥冥之中与翻译写作有关的事。
那时,张斌请他为足球之夜编了《十年疑似——1994-200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纪录》。据说,此书一度成了北京体育大学足球专业学生人手一册的参考书。拿着那本厚重的纪录,戴大洪说,“我从来没想过能做成多大的事,这个事我觉得我行,要做就要让它无愧于自己署上的名字。”
2006年,止庵在为撰写《周作人传》搜集资料,发现了周作人在北大讲授外国文学课程时的自编讲义《近代欧洲文学史》,他想出版这份史料,于是找到戴大洪,想让赋闲在家的他将其中的外文校对一下。
“校对过程中我发现,周作人提到外国作家和作品时,大都用的是外文,书里涉及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拉丁语、希腊语、俄语等十几种文字,如果给当代读者阅读,只是校对显然不够,应当加上必要的注释。”戴大洪对于语言逻辑表达有着很高的要求,“比如,大多数读者知道‘巴尔扎克’而不知道‘Balzac’是谁,注释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校对和注释都需要查阅资料,同时进行效率会更高。我当时还不太会上网,全靠手边的参考书。”
多年的积攒,让戴大洪手里的原版《美国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30多种工具书派上了用场。就这样,两个朋友合作完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史》的校注。止庵主持,戴大洪协助——这是戴大洪喜欢的方式,他自喻为NBA赛场上的“蓝领球员”,干的是一些垃圾活儿,抢篮板、防守,得分不多,但不可缺少。他说,翻译也是这么一回事:“译者本来就是个干垃圾活儿的。”
后来,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的止庵又请他帮忙给《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的老译本挑错,出版社刚刚买下版权,“老译本的文字太生涩。”戴大洪对着原文在译本的复印本上重新修改,最后竟然改得“满脸花”,干脆把自己改过的内容打印出来,一比对,“完全就是两本书。”
尽管之前在建业足球队时,因为与足协的官司,戴大洪曾自己翻译过《国际足联章程》。但那时他并不认为自己能译书,他把自己的几张译稿以及原稿拿给止庵看,“你们再找人看看,要是我这改的多余,就不改了,文字让编辑弄就行了。”
随后,当忙完“马拉松”赛事的戴大洪再问起止庵译本的事时,被告知上一位译者译了三分之二就不干了。戴大洪决定帮老朋友这个忙,也因为自己“爱干这种‘垃圾活儿’”。他也知道出版社已经付过翻译部分稿酬,“钱的事不用考虑,你们只要考虑好版权的时间。”追求完美的他把书重新翻译了一遍,前前后后两年多的时间,戴大洪完成了自己的翻译处女作。
“本来就是帮帮忙,却意外成了另一种生活的开端。”
人生的马拉松
2006年,彻底离开建业集团,戴大洪觉得自己内心平静了,这是他想要的,“我这个人不喜欢求人,也不愿意做坏事。翻译书适合我。”
2007年的5月24日,戴大洪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原稿复印件,25号,他开始正式从事翻译。2008年底,终于翻译完这部百万字的历史著作。2010年初,《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2010年初,戴大洪在网上看到一本普利策奖获得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旧书,凭直觉想去阅读,托朋友帮忙买下后,戴大洪开始着手翻译,“对我来说,阅读英文书籍的办法就是把它翻译出来。”
止庵清楚,没有版权翻译出来也不能出版,不听劝阻的戴大洪仍然执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止庵建议戴大洪翻译当时十分流行的作家雷蒙德·卡佛的传记,“他想让我的翻译有些报酬,可我对这本书没什么兴趣。止庵劝我说,咱们当年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专门下过不少功夫,后来下海这事儿就断了。趁着翻译卡佛传,咱们可以把它续上。”苦口婆心的止庵,总算让戴大洪开始翻译《雷蒙德·卡佛》。
“成功拖住”戴大洪之后,止庵便联系了在联合国当译员的表姐,托她打听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安妮·阿普尔鲍姆,询问关于该书版权事宜。得知版权被国内一家出版社买走了,但译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版。那时正好有出版商找止庵咨询外文书籍出版事宜,止庵极力推荐了该书。再后来这家出版商买下了该书版权,戴大洪顺理成章地被推荐为该书的译者。此时,书的前四章早已译好,就存在戴大洪的电脑里。
2011年国庆节过后,《雷蒙德·卡佛》交稿；2012年8月,安妮·阿普尔鲍姆的书译完。
戴大洪觉得自己翻译此书或许是冥冥之中已有前定,“它的风格适合我,语言、文风都是我喜欢的,因此译得也很快。”他笑称,“似乎上天要让这本书达到更好的效果,他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译者在那儿等着呢。”
戴大洪认为,翻译所需要的条件,除了外语水平,还要有所译书籍的知识以及中文表达能力。买书成癖、涉猎广泛且写过不少文章的戴大洪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不差。
止庵说:“他的翻译跟其他译者确实不太一样。一个英文词可能有不止一个意思,有的作者英文太熟了,想到的往往是第一个意思,就忽略了还有别的意思。戴大洪不那么熟,他需要去翻字典,一个一个地比对,作者在这里用的意思也许恰恰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九个。”
201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出版。如今《西班牙内战》已经进入编辑阶段。戴大洪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著作”。
“年度致敬译者”的头衔,让戴大洪在圈内开始小有名气,一些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邀约。“我对自己译的书有选择,它们应当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最好是内容丰富的大部头,还要具有叙事性,读着有趣。”戴大洪说,“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书译出来,总会有人想读的。”
采访中,戴大洪始终说自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是一个想让自己过得随意的人,但是这种随意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轻松。”
如今,戴大洪几乎年年参加半程马拉松赛,根据身体状况偶尔也会跑个全程,“年纪大啦,加上译书占用大量时间,所以每星期也仅仅跑两次,每次跑上十几公里。”他说,还会继续跑下去。
“我希望到80岁时还能翻译。”这也是他跑步的另一个目的,“到时候翻译什么书,我都已经想好了。”
止庵说,“戴大洪就是不断地在实现自己。搞足球是一种实现,因为他热爱体育,他是很认真地去投入。现在做翻译,也是另外一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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