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践锻炼，反对学而不行。颜元的治学之道具有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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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读书，又要实践
明朝末年，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仍有部分学者闭门读书，置国家安危、百姓生死于不顾，只将读书著书事业看作是最重要的事，将治学等同于只读书。颜元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疾，他强烈批判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极言只读书之弊，呼吁学者要将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
颜元指出，读书只是获取间接经验，学习不等于只读书，好学不等于好读书。他说：“夫读书乃学中之一事，何为全副精神用在简策乎？”学习包括读书和实践，读书只是学习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不是学习的全部，将全部精力用在书本上属于本末倒置。
将学习等同于只读书，就会面临书太多而人的精力有限的矛盾，因为一个人穷尽一生也无法看完所有的书。颜元指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一个人的生命时长是有限的，精力旺盛的时光更是短暂，如果只投放在书海中，就会挤占社会实践的时间精力，进而会导致人的办事能力变弱。
一味只投身在读书上，还容易使人知行脱节。颜元强调：“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脑中思考过、口中讲过、书本上见过，都只是形成对事物的认知，而不足以支撑行为的转变，遇到事情依然是已经养成的行为习惯在起作用，这就很容易导致知行脱节。更严重的是，只读书而不活动，还会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健康。颜元看到当时文弱书生的状态，痛心地说：“耗气劳心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
过度读书虽然有弊病，但是颜元并非主张不读书。当弟子问他书是否能够废弃时，颜元回答：“否。学之字句皆益人，读著万卷倍为累。”他建议人们读少量书和读经典书，将有限的时间精力进行合理分配，同时还要注意加强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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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粗而实，勿妄而虚
颜元认为，实践是知识的最重要来源，行中蕴含知，行可以检验知，不经过实践活动，就难以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
学习必须经过练习实践，只进行思考和读书，则无法彻底掌握知识。颜元强调：“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也终殆，不如习过。习三两次，终不与我为一，总不如时习方能有得。”学习不能仅“学”，更重要的是“习”；思过和读过都不如学过，而学过又不如练习实践过。练习与实践要反复进行，才能取得显著效果。
既然学习需要反复练习实践，那么人的勤奋必不可少。颜元提出：“聪明不足贵，只用工夫人可敬。”与天赋聪明相比，后天的勤奋更弥足珍贵。他认为，杰出的人才同样需要勤奋刻苦和反复实践，“圣人是肯做工夫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圣人”。一个天资平凡的普通人只要勤奋好学，在一个领域反复钻研，也能够成为杰出人才。
颜元还非常看重技能的学习。他主持漳南书院教学时，设计了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兵、农、钱、谷等科目的教学大纲。“射”指射箭技术，“御”指驾驶马车的技术，“书”指书法，都属于以技能为主的科目。针对如何使用有限的精力学习众多知识技能，颜元指出，学习要“宁粗而实、勿妄而虚”，“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学习不必刻意追求广博，只需要将时间精力集中放在有限的知识技能上，学深学实学细，这样就能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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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济苍生，方是圣贤
生逢乱世，颜元眼见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伤害，深为百姓疾苦忧心，所以强烈反对不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的空虚学问。他提出，学习要面向国家社会之所需，“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即使人们只学会一项本领，只要能用于国计民生，这便是第一流的人才。
颜元在解释什么是“博学”时强调：“习礼、习乐、习射御、习书数，以至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莫不学且习也，故曰博学之。”他列举的都是能够用之于社会、造福百姓的实事实物。例如，“农”指农学，农学兴旺才能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水”指水利学，它能够帮助人们战胜水患，进而造福社会。能够有利于保障百姓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学问，在他看来才是真正的学问。
实用知识的载体不仅是书籍，颜元认为还应该包括客观世界中的具体实事实物以及掌握相关知识的人。例如，要学习水利学，不仅要看水利学书籍，还要去水利工程处实地观察，多向一线工作者请教，必要时参与工程的兴建、运转、维护。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社会作贡献，这是颜元坚持的原则。他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一个人只有将学识真正用到服务社会上，为百姓谋福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栋梁。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孙庆峰），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