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一度如日中天，风头无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思想遗留下来的一部分忠实信仰者，依旧顽固不化，始终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且依然固守在历史的边缘，试图通过不懈的坚持来延续自己曾经的信念。对于这些人来说，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似乎是无法忍受的难题。
在中国内地，鉴了一些外来西方的元素，并充实了一些新名词和概念，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但其内在的核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某一时期，阶级斗争曾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即便用种种光鲜的辞藻来包装，这种思想依然掩盖不住其深层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并视国家机器为私有工具的本质。更为严峻的是，这种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始终未能摆脱血统论、出身论的泥潭。
至今，仍然在中央政策面前大肆宣扬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人，心里普遍存在这样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一历史时期遗传了最为优越的阶级身份，恬不知耻地认为这种身份应当世代相传，不容改变。为了捍卫这种所谓的优越性抹杀，不被挑战。对于一切取消、淡化或不允许提及这种高人一等的阶级特权的做法，他们都视作敌人，进行攻击、抵制，甚至鼓吹要实行某种形式的专政。而对于那些曾被批判、斗争的低人一等的阶级出身者，他们依旧坚信这些人应当永远低人一等，即使如今官方已经为这些人摘掉了帽子，他们仍不愿与之平起平坐，甚至强烈要求给这些人另取一个标签，比如称之为摘帽黑五类。
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完全无视党和国家政策、极力鼓吹阶级斗争，本质上是一种与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当代社会理念背道而驰的封建思想。其背后的动机，无非是一些人试图重新夺回超越他人的特权地位和利益。这种思想不仅挑战现行的法制和社会秩序，还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百害而无一利。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深受旧在大肆否定农村土地承包制，极力贬低其在历史中的作用。部分人对农村问题的种种不满，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分田单干，并提出回归集体化的主张。无论其观点是否有理，这种直接翻历史账本、试图否定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联产承包制，显然带有一定的恶意和别有用心。
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开始，正是在农村实行了被延误了二十年的土地承包制。中共十二大后，全面推广的大包干政策，旨在从中央层面为广大农民吃下定心丸，解决困扰了多年的温饱问题。事实证明，中央的决策紧紧抓住了民众的需求，契合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没过五年，温饱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
当然，当前农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提议取消分田单干、进行土地集中经营，重新回归集体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式，确实值得探讨。可是，基于这些问题就否定大包干政策的历史意义，质疑四十年前的改革，这无疑是在挑衅改革开放的成果，意图逆流而上，令人不齿。
那些极力抨击分田单干的人列举了许多理由，但其中不少看似合情合理的观点，却掩盖了他们心底的真实动机。一方面，大包干让农民拥有了自主的生产权，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得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拥有了更好的生活。即使这些都是事实，也早已成为官方决议的定论，但如今依旧有些人固执己见，公然否定大包干的功绩，甚至声称粮食增产与大包干毫无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大集体时期享受特权和优越地位，如今在土地承包制下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感到不满。还有一部分人，曾在集体组织中掌握一定的权力，或者是一些寄生在集体经济中的懒汉，他们无法接受自身的地位下降，极力去否定这一制度的存在。大包干不仅让亿万农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还让这些昔日的权贵失去了曾经的特权地位。因此，一些人无法忍受，认为自己被剥夺了特权，决定为复辟曾经的地位而大肆贬低和否定这一政策。
冥顽不化的左的思想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公开为十年动乱翻案。对于党和国家早已做出的历史性决议，这些人依然不甘心、不接受、不承认那场浩劫的灾难性后果。在那个时代，他们曾拥有超越法律、法规和党纪的特权地位，几乎可以随意批判、打压、整治任何异己。几十年来，这些人的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着自己过去的暴力倾向，渴望有一天能够重新施展拳脚，恢复曾经的权力和荣耀。 党和国家曾经深受害，亿万人民早已深刻认清了这种思想背后，试图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地位的封建本质。那些追随左的思想者，常常是跟风起哄，随波逐流，在某些带头人背后摇旗呐喊，盲目追随。他们的思维充斥着对当前社会不满、对过去的某个时代的无尽歌颂，仿佛只有回到那个时代才能获得拯救。在他们眼里，权谋之争才是政治的全部，根本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可言。这种思维模式正是腐朽、僵化、没落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