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外蒙古作为中国的属国，一直在朝廷的统治之下。然而，随着沙俄的逐渐干预，外蒙古的命运发生了剧变。在沙俄的影响下，外蒙古逐渐走上了独立建国的道路。这一过程直到二战结束后，通过公投才得以最终确认蒙古的独立。然而，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蒙古和中国从未就边境问题进行过正式的商讨。两国之间的疆域划分，悬而未决，成了悬在两国关系上空的那把利剑。
直到1962年，中蒙两国才终于正式签订了《中蒙边境条约》，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么，为什么两国会选择在这一特定时刻展开边界谈判呢？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晚清时期，在日俄战争后，清朝和沙俄签订了秘密协议，划定了外蒙古作为清朝属国的范围。而这段时间，部分蒙古贵族也曾试图脱离清政府，实行自治。沙俄并未直接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蒙古的自治进程。最终，外蒙古宣布成立了独立政权，走向了独立之路。
进入民国后，沙俄的内外困局使得他们无暇顾及蒙古事务，蒙古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贫困和饥荒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面对日益严峻的现实，蒙古百姓开始提出重新回归民国的呼声。民国的安福系军阀徐树铮带领部队进入蒙古，试图扭转局面，但外蒙古的第一次独立尝试最终宣告失败。
随着十月革命的结束，外部局势再度发生变化。安福系在直皖战争中失利，徐树铮的势力急剧下降，蒙古的独立派看到了新的希望。在中国军队撤离后，他们开始向苏联示好，并在红军的支持下赶走了白匪，最终建立起了全新的君主立宪制政府。此时，苏联意图扩大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因此积极支持蒙古的独立。
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承认蒙古的独立，但当时中国国内局势混乱，再加上苏联的强大影响力，民国政府并未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收复蒙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无暇顾及蒙古问题。直到雅尔塔会议召开后，蒙古问题才被提上日程。蒋介石政府希望苏联出兵东北攻击日本，斯大林则抓住这一机会，要求蒋介石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民国政府最终同意通过公投来决定蒙古的独立问题。
在公投中，蒙古已经脱离中国统治三十余年，最终赞成蒙古独立的票数超过了96%。这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奈地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地位。然而，尽管如此，两国的边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为不久后中国爆发了解放战争，这让两国的边界划分问题暂时被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蒙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蒙古独立后，选择了坚定支持苏联的共产主义路线。这一政治立场促使他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新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明确表达了对蒙古人民摆脱过去反动统治的支持，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新中国的建设仍处于艰难阶段，但与蒙古相比，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基础依然更为强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给予了蒙古诸多帮助。中国不仅向蒙古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还协助修建了铁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为了帮助蒙古完成现代化建设，蒙古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派遣工人。中国政府迅速组织了约一万名工人前往蒙古，他们为蒙古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底，在中国工人的共同努力下，乌兰巴托与北京之间的铁路正式修建完成。这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志着中蒙之间的三国铁路网的建成。这一项目对蒙古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中蒙两国的关系达到了顶峰。然而，此时的中蒙边界线依旧存在争议，主要沿用了清朝时期的内外蒙古划分。
不过，双方未曾就边界问题进行激烈讨论，毕竟此时两国的关系正处于亲密时期，边境争议若被提上议程，或许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于是，中蒙两国仅对边境地区进行了勘探工作，并未正式展开边界谈判。 然而，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苏中关系急剧恶化。中国指责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而苏联则认为中国存在左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蒙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低谷。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陷入了两难境地。苏联的贷款对蒙古经济至关重要，而中国则是蒙古工业化建设的最大支持者。为了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蒙古选择在国际上批评中国，并在国内对中国工人采取不公正待遇。这一变化导致了大批中国工人的撤离，并使中蒙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背景下，两国终于开始正视边界问题。1962年，基于此前的勘探结果，双方就边境线达成了协议。在这场谈判中，中国代表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成功收回了部分争议领土，特别是贝尔湖水域的主权。这个成果对中国牧民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两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回顾这段历史，蒙古作为中国曾经的属地，在二战结束前的几十年间始终处于主权争议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秉持共同发展的态度，未急于解决边界问题，这为两国关系提供了便利。然而，随着蒙古外交政策的转变，中蒙关系进入低谷，边界问题也因此成为了可以重新谈判的时机。在失去合作负担后，中国终于有了更多的筹码与蒙古进行谈判，这最终使中国成功收回了部分领土。也许，今天的蒙古会不会对当时的选择产生些许悔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