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是电影与生俱来的市场基因，类型创制追求如同观众涌向影院的脚步，从未停歇。基于市场需求侧的期待，集聚类型求变动力；基于创制供给侧的创新，激发类型迭代活力。观众用“脚”投票，推动类型片成为大众心理与时代气质投射于银幕的通俗化、集约化显影。不同历史时期电影类型的演变，既是大众审美趣味的集中映射，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银幕回响。
类型迭代与时代共振，折射百年中国的变化发展
上世纪20年代，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面对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人们重建民族想象与文化主体性的诉求强烈，直接催生了早期古装武侠片热潮。《火烧红莲寺》以快意恩仇的江湖叙事，为民众创造了一个对抗现实压迫、张扬本土精神的情绪出口。30年代，内忧外患加剧，民族危机使社会各界的救亡意识迅速觉醒，银幕主流随之转向。左翼影人主导创作的现实题材影片取代武侠神怪，成为时代的影像先声。《狂流》揭露社会矛盾，《大路》礼赞劳工力量，电影不再是寄托幻想的“江湖”，而成为反映现实、动员大众的“战场”。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承担起塑造国家认同与集体记忆的使命。《桥》《董存瑞》等以工业战绩或英雄谱传，创造性地构筑起社会主义影像风貌，红色文化基因成为中国电影类型探索中最深沉厚重的底色。
21世纪初，电影产业化改革浪潮涌动，以《英雄》为代表的国产大片横空出世，以视觉奇观与宏大叙事实现了与全球主流电影工业的接轨。此后十余年间，伴随互联网深度融入电影产业，国产大片发展的新阶段开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依托社交媒体的口碑裂变，凭借网友“自来水”式的自发安利实现票房逆袭；《捉妖记》借助在线票务平台的精准营销与大数据助推，刷新当时国产片票房纪录。传统IP的现代转化、东方美学与当代视效的奇妙融合，叠加互联网生态的传播赋能，供给侧的创新活力不断迸发。2010年前后，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成为电影市场的消费主力，青春片应势而起。《失恋33天》《滚蛋吧！肿瘤君》等影片接连涌现，以怀旧、爱情、成长等母题描摹年轻观众的情感图谱。与此同时，主旋律电影也在寻求商业化突破。2017年，《战狼Ⅱ》创建“主旋律+商业类型”的融合范式。此后，《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系列电影等接连涌现，将军事、动作、喜剧等类型元素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模式传递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展现出从容自信的大国姿态。
及至当下，新兴媒体崛起、人工智能浪潮涌动、二次元文化勃兴，中国电影在多重变局中突破既有类型边界，积极探索本土化的类型创新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支力量，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启的“新国漫”风潮，以及以《流浪地球》为标志的新科幻电影。“新国漫”的核心是“向内寻根”。电影里，浪浪山的小妖怪映照当代青年的思想困惑，李白与高适在盛唐的诗酒风流与命运沉浮中叩问何为理想、何为坚守，这些作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在烟火人间中探寻文化根脉。新科幻电影则“向外眺望”。《流浪地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底色，呈现协商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解决方案；《疯狂的外星人》以本土市井生活解构外星来客的神秘光环，为面对未知文明的冲击提供一种“四两拨千斤”“化干戈为玉帛”的民间智慧。这些作品不以征服与对抗为叙事逻辑，而以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未来挑战。一个向内深耕文化自信，一个向外贡献中国智慧，“新国漫”与新科幻电影双轨并进，中国电影类型化不再简单模仿西方类型范式，而是从本土文化资源中生长出独特的类型形态与价值表达。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电影类型探索提供给世界同行的多为“金句”“箴言”，如“我命由我不由天”“不救一人，何以救苍生”等高度凝练的情感语料虽具有瞬间情绪爆发力，本质上仍属“点状”文化输出。诗性抒情与价值表达之后，尚未系统建立起一套与语料库相匹配、稳定自洽且可供全球工业化复制的系统逻辑与市场平台。诗性抒情关乎感官，文化理性深及内核，中国电影类型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数字技术迭代和审美升级，使青年一代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本土类型迭代是中国电影回应时代命题的叙事策略，而数字技术则为这种回应打开了新的表达空间。近年来动画电影的表现尤为典型：它一方面借助视效与制作工业的升级，拓展了中国美学的银幕呈现方式；另一方面在人物母题与情绪结构上，更贴近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观众，从而形成“技术创新—审美更新—情感共鸣”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数字技术正在成为连接传统美学与当代感受的桥梁。《深海》等作品通过粒子水墨等数字手段，将写意气韵转化为可沉浸、可共感的视觉体验。色彩的翻涌、空间的流动不仅制造视觉奇观，更成为人物心理与情绪波动的外化表达。技术在这里不只是“炫技”，而是让传统审美获得当代表达，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自然进入作品的情绪结构。
类型电影人物的“非标准化”塑造，也更契合当代青年的心理结构。近年来动画电影作品中，“非肉胎人身”的主角形象频繁出现。悟空、哪吒、白蛇等，他们或生于石心，或转世重来，或由异类化形。这些角色在传统叙事中往往属于“无根”的边缘者，但在当代语境中却成为“自我定义、拒绝被预设”的精神象征。当现实世界充满变数，银幕上这些“身份未定”的角色反而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精神力量。因为它们告诉观众，出身不能决定归宿，标签可以被撕掉重写。这种创作思路并非天马行空的任性，而是动画类型主动回应时代情绪的一次成功尝试。2025年动画片票房占据中国电影半壁江山，恰恰印证了这一类型创新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提升的是可感知的视听体验，类型创新激活的是可共鸣的情绪结构。两者叠加，使国产动画等类型探索更容易在青年群体中形成“审美认同—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传播效应，也为中国电影类型化的下一步跃迁提供更扎实的工业与情感基础。
以类型创新为契机，参与全球电影产业生态机制共建
全球文艺领域正经历规则重塑。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着“什么是好电影”“怎样才算市场成功”的评判标准。而今，新兴市场国家文化影响力日益壮大，借助流媒体与数字技术的普及，正推动这套相对单一的秩序走向多样化。中国电影也在这一转型中逐步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倡导文化多样性、探索AI生成影像的伦理边界，还是争取更公平的国际发行环境，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正稳步提升。
在国际贸易与文化博弈逻辑框架中，市场体量本身就是话语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拥有庞大的银幕数量与数以亿计的观众，这为类型创新提供了试错空间与底气。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发展已跨越“大模型装备竞赛”阶段，进入“场景应用深度挖掘”与“创新理念引领”的下半场，而中国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为影视工业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独特土壤。中国电影的竞争力不只体现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头部爆款上，更在于大量制作水准稳定的中等体量影片，以及围绕“西游记”“封神”“山海经”等经典IP形成的，从电影延伸到游戏、文旅等产业，最终构建起的可持续内容生态体系。凭借市场规模优势与产业链整合能力，中国电影正以类型创制创新为契机，从学习、追赶的跟跑者转型升级为参与全球电影产业生态机制共建的协同者，甚至领跑者。
站在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重要节点，中国电影也开始向世界贡献行业标准，传递价值理念。全球电影产业格局正在深度重塑，从类型创新到IP生态构建，中国正稳步迈向电影强国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