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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奇]挖出戴手铐的女遗骨,鉴定后确定,她就是中央苦苦寻找的烈士 [7P]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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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21:57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秋瑾的这句词,说的可不只是自己,更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所有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做出贡献的女英雄们。

说到著名的女英烈,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都是“江姐”江竹筠。不得不说,“江姐”这个称呼到了今天,似乎已经成了女烈士们的代名词,江竹筠的英勇事迹,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不过,其实那个年代还有许多与她一样的女烈士们,她们同样为国家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



今天,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杨汉秀烈士的事迹。



杨汉秀牺牲的时候,她的女儿李继业才几个月大,跟着养母长大。小学毕业那年,老师让填 “是否烈属”,李继业填了“否”。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轻声说:“你妈妈是烈士,你该填‘是’。”李继业愣了,她从来不知道妈妈是谁,养母只说“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从那天起,李继业就开始找妈妈。她问养母,问邻居,只知道妈妈叫杨汉秀,是渣滓洞的烈士,可没人知道妈妈的遗骨在哪。她去渣滓洞纪念馆查资料,去重庆党史办问,都没消息,杨汉秀是从渣滓洞被保释后牺牲的,档案里只有“失踪”两个字。

直到1975年夏天,重庆歌乐山金刚坡的一位老农刚扛着锄头在地里翻土,原本他只想着开垦出来种点红薯。谁知道一锄头下去,就“当”的一声撞着硬东西,震得手发麻。扒开浮土,生锈的铁环露出来,再往下挖,竟是一副套在白骨手腕上的手铐。



老农吓得腿一软,锄头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往村里跑:“地里挖出死人骨头了!还戴着手铐!”

村干部赶来一看,也慌了神,这地方离当年的渣滓洞不远,解放后一直有人找烈士遗骨,难不成是哪位没找到的烈士?赶紧往县里报,一层层往上递,最后重庆党史办的人来了,带着法医蹲在地里翻查。

白骨的颈椎骨断了,指骨蜷得紧紧的,像是死前还在挣扎。法医捏着骨头叹气:“看年纪是30多岁的女性,死因是被勒死的,这肯定是当年被国民党害了的同志。”谁也没想到,这具埋在黄土里几十年的遗骨,就是杨汉秀。

接到重庆公安机关的电话之后,李继业就去辨认遗骨。见到那副手铐时,她突然想起养母说过的话:“你妈妈戴过手铐,是个勇敢的人。”她跪在碉堡前,用手扒开泥土,摸到冰凉的白骨,眼泪止不住地流:“妈妈,我找了你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了,我接你回家。”

1980年11月25日,重庆“一一・二七”烈士陵园举行了杨汉秀的遗骨安葬仪式。



1912年,杨汉秀出生,她的家庭十分显赫,伯父更是大军阀杨森。按说杨汉秀该是个养在深闺、穿绫罗绸缎的大小姐,可她打小就跟别的姑娘不一样,从小,她就想不明白,为啥穷人就要过得那么苦?

14岁那年,家里来了个特殊的客人:从苏联回来的朱德。那时候,朱德被派到杨森部队当政治部主任,做统战工作。朱德常跟杨森聊国家大事,杨汉秀总躲在门后听,听他说“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就得反帝反封建”,听他讲外面的世界有多不一样。



她忍不住跑出来,拉着朱德的衣角喊“朱伯伯”,问能不能教她认字。朱德见这小姑娘眼里有光,就给她带《新青年》,教她念“德先生”“赛先生”。

这之后,杨汉秀就更“反常”了。她开始读进步书籍,学着书上说的“男女平等”。杨森见了总皱眉:“一个姑娘家,别学那些歪理邪说。”可杨汉秀偏不听,她心里已经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她不想当杨家的大小姐,她想做能帮老百姓的人。

22岁那年,杨家给杨汉秀安排了门亲事。婚期定下来,红嫁衣都做好了,杨汉秀却犯了倔,说什么都不嫁。家里人骂她“不孝”,杨森更是拍桌子:“杨家的婚事,由不得你!”

新婚之夜,杨汉秀趁着没人注意,换上早就藏好的男装,翻出后墙,骑着家里的马往码头跑。在那里,她见到了等她的赵致和,那是个家境贫寒的小学教员,也是个读过新书的进步青年。两人一路跑到上海,成了家,还想着攒钱出国留学。

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上海乱成一团,出国留学的事泡了汤。更糟的是,赵致和得了重病,没钱治,没多久就去世了,留下杨汉秀和年幼的儿女。

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杨汉秀没哭,她想起朱德伯伯说过的延安,那是革命的圣地,是能真正做事的地方。

1940年,杨汉秀把孩子托付给旁人,就揣着几块银元、一张朱德的旧名片,踏上了去延安的路。这一路走了好几个月,比她想的要难得多。终于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之后,杨汉秀见到了朱德。

看着对方,两人都愣了:朱德看着眼前瘦得只剩骨架、头发上沾着草屑的姑娘,认不出这是当年跟在他身后的“杨大小姐”;杨汉秀看着穿着军装的朱德,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朱伯伯,我终于到延安了!”



在延安,杨汉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我不要姓杨了,”她对朱德说,“杨家是军阀,我要做人民的兵,哪怕是无名英雄也行。”朱德想了想,说:“那就叫‘吴铭’吧,口天吴,金字旁的铭,记住自己的初心。”

此后,延安多了个叫“吴铭”的女战士。她在女子大学读书,在鲁艺学美术,跟男战士一样背行囊急行军,脚磨出血泡也不喊累。1942年3月,她终于实现了愿望: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46年,杨汉秀接到了新任务:回重庆做地下工作,利用她“杨森侄女”的身份,统战上层人士,给游击队送物资。临走前,朱德跟她谈话:“回去后要小心,杨森是老狐狸,你既是他的侄女,也是他的敌人。”

回到重庆,杨汉秀又成了“杨大小姐”,可没人知道,这位“大小姐”会悄悄把家里的田产卖掉,把钱换成枪支、药品,装在轿子里,送到华蓥山游击队手里。

她还在渠县盖了个大院子,说是给家里人住,其实是地下党的联络点,白天有人来“打牌”“聊天”,晚上就开会、传递情报。

可特务早就盯上她了,1947年5月,杨汉秀第一次被捕,关在成都的监狱里。特务想从她嘴里套话,用鞭子抽、用辣椒水灌,她一句话不说,还跟看守喊:“我是杨森的侄女,你们敢动我?”特务没证据,杨森的姨太太又出面说情,没几天就把她放了。



1948年,党内出了叛徒,杨汉秀第2次被捕,这次被关进了渣滓洞。在女牢里,她还是“特殊”的,总有人给她送罐头、衣服,那是杨森的人怕她受委屈。可杨汉秀从不自己留,罐头分给难友,衣服给穿得薄的同志。

1949年4月,杨汉秀得了重病,咳嗽得直吐血。杨森不知道是念及亲情,还是怕她死在牢里惹麻烦,把她保释出来,软禁在医院的高级病房里。

有次杨森来看她,试探着问:“听说共产 党不要老人,以后他们会不会杀我?”杨汉秀赶紧说:“朱伯伯还念着你,说你们当年一起打过英国军舰,要是你能脱离蒋介石,跟共产 党合作,老百姓会记得你的好。”

可杨森听完,脸色一沉,没再说话,转身就走了,他早就铁了心跟着蒋介石。

1949年9月2日,重庆城里突然起了大火,“九二火灾”烧了18个小时,近万人死伤,房子烧得只剩架子。老百姓哭着逃,特务却拿着枪在街头抓人,随便指个人就说是“共产 党纵火犯”,拉到街边就枪毙。

杨汉秀躺在医院里,听护士说外面的情况,急得要下床。她知道这火不对劲。火灾前,杨森刚向商会勒索了金条;消防车来了,却没水灭火,说是“要给蒋介石检阅洗街道,把水放干了”。

她撑着病体,找到杨森的公馆,推开门就喊:“大伯!这火是你们放的!是想栽赃给共产 党!你这是在害老百姓!”

杨森正在屋里发脾气,被她这么一骂,气得脸都青了。那时候,蒋介石就在重庆,杨森正愁没法交差,杨汉秀的话正好撞在枪口上,他既要给蒋介石一个“交代”,又要除掉这个“家族叛徒”,当即就下了杀心。



9月17日深夜,雨下得很大,几个特务闯进医院,把杨汉秀架上小轿车。车子往歌乐山开,杨汉秀知道自己要出事,却没怕,对着特务喊:“你们杀了我,共产 党会替我报仇,老百姓会记得你们的罪!”

到了金刚坡的破碉堡前,特务拿出绳子套在她脖子上。37岁的杨汉秀拼尽全力挣扎,指甲抠进碉堡的墙里,留下几道深深的划痕,还咬掉了一个特务的一块肉。可她终究抵不过几个男人的力气,绳子越收越紧,最后没了呼吸。

特务把她的尸体扔进碉堡,随便埋了点土,就开车走了,那时候,距离重庆解放,只剩58天。



直到1975年,这位杨汉秀烈士的遗骨才终于被找到,一直到了今天,她还和当年渣滓洞的难友们安葬在一起。每一位向她一样的革命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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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昨天 23:41
秋瑾的“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一句,道尽了近代中国女革命者的豪情与悲壮。江姐江竹筠的名字,因《红岩》而家喻户晓,但还有太多“江姐”被湮没在历史的褶皱里。杨汉秀,便是其中一位——

她本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却甘愿脱下锦衣,改名“吴铭”,只为“做人民的兵”;  
她本可安享“杨家大小姐”的尊荣,却卖掉田产、暗送军火,把自家大院变成地下交通站;  
她两次入狱、受尽酷刑,仍对看守高喊:“我是杨森的侄女,你们敢动我?”——不是倚势,而是把“军阀侄女”这张牌当成挡箭牌,去护住更多的同志;  
她临终前37天,指着大伯杨森的鼻子怒斥:“这火是你们放的!你们害老百姓!”——那是1949年9月2日的重庆大火,烧掉半个山城,也烧掉了她最后的生路。  

于是,雨夜的歌乐山金刚坡,特务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  
她指甲抠进碉堡墙缝,留下至今犹存的抓痕;  
她咬掉凶手一块肉,直到气管被勒断,也没吐出一个同志的名字。  

那一年,她37岁,女儿李继业才几个月。  
从此,孩子只知道“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直到1975年,歌乐山一块红薯地里,老农一锄头刨出一副锈手铐——  
手铐套在白骨腕上,颈骨已断,指骨却蜷得紧紧的,像死前还在攥紧拳头。  

李继业赶到时,第一眼就认出母亲:  
“我妈戴过手铐,是个勇敢的人。”  
她趴在碉堡前,一边扒土一边哭:  
“妈妈,我找了你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你了,我接你回家。”  

1980年11月25日,重庆“一一·二七”烈士陵园,杨汉秀与渣滓洞众难友合葬。  
墓碑上,她的名字终于从“失踪”变成“烈士”。  

今天,当我们再读秋瑾的词,再唱“红岩上红梅开”,请记住:  
江姐不只一个,  
“她们”是杨汉秀、是赵云霄、是成本华、是施奇、是无数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把最后一滴奶水塞给难友、把最后一丝力气用来高喊“共 产 党万岁”的女战士。  

她们没等到解放的礼炮,却用被活埋、被枪决、被勒死的身体,为我们铺出通往新中国的路。  
她们的故事,不该只躺在档案盒里,而应被我们一代代口口相传——  
因为“忘记”,就意味着“第二次死亡”;  
因为“铭记”,才能让37岁的杨汉秀,在歌乐山的春风里,永远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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