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宗教文化温和且具有融合性，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追溯到一个历史性的命令——“断天通”的发出。
“天神不再听人说话，这是颛顼的命令。”
这不仅仅是一则神话，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命令之一。根据《国语·楚语下》的记载，颛顼发布了“绝地天通”的命令。表面上看，这是一句宗教术语，实则标志着政教分离的起点。
在上古社会，神权与政权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巫师若自称能够通神，便拥有了决定生死的权力。无论是黄帝部族还是炎帝部族，图腾、祖灵以及山川之神都是同等重要的，掌握图腾就意味着掌控了部落的权力。民众与神灵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死去的人成为了神，而神则是祖先的化身，部落的祭祀活动混杂不清，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因此充满了混乱。
共工与颛顼的对抗，本质上是两种图腾体系的冲突。共工崇水，代表北方，水是他权力的象征；而颛顼则属于高阳氏，他崇天，天代表着更高的权威。这场冲突不仅是资源的争夺，更是对巫术和神权的争夺，巫师通过祭天、观察天象、跳神等方式操控民心，进而影响战争的结局。直到颛顼发布了“绝地天通”的命令，形势才得以稳定。
颛顼的决策并不是要与神对立，而是要实现对神权的垄断。他改变了“人人皆可通神”的局面，转变为“唯国家能通神”。为此，他设立了“重”和“黎”两位官员，分别掌管天和地，负责监管所有巫师的行为，并对祭祀活动进行规范。任何通神行为都必须得到批准。
考古学也验证了这一变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玉琮和玉璧，证明了这一转变。玉器不再是个人的物品，而是具有统一规格的，且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和祭天。这种变化同样出现在殷墟甲骨文中，大部分的“卜辞”都是与“王”的活动相关——狩猎、征伐、祭祀。巫师不再为百姓占卜，而是专门为王室服务。这个现象清晰表明，神权逐渐成为政权的附庸，而这一变化并非偶然，它是一场系统性的变革。
颛顼之后，尧、舜、禹等帝王都继承了这一思路。舜建立了“八元”和“八凯”，以统一的德行标准来衡量统治者的行为；禹则划分了“九州”，确保了区域管理与祭祀活动的统一，祭祀的权力、祭器以及仪式都由国家掌控。宗教不再是自发的民间活动，而是国家权力架构的一部分。
这一转变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一次关键性飞跃：从图腾巫术中脱身，构建起一套以国家为中心、神权为辅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目的是让神灵顺从人类的需求，而非让人类屈服于神灵的意志。
然而，尽管颛顼之后的政治结构逐渐稳定，神权的象征仍然存在，天命依然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问题不在于谁主宰天命，而在于如何理解和执行天命。
周朝人解决了这一问题。自此，“以德配天”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治国理念。从此，天不再是一个无法捉摸的神祇，而是道德的化身。这标志着中国宗教世俗化的开始。
周公最早提出这一思想，并不是要否定“天命”，而是提出“要配得上天命”。怎么才能配得上天命？那就是通过德行。《尚书·大诰》上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意味着，天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天的选择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德行。这一理念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口号，成为了一种治理的核心原则。
因此，“天命”不再是神授，而是可以通过行为来检验的。在这种思想体系下，谁守德，谁就能得到天命；谁失德，谁就会失去天命，从而失去统治的正当性。商朝灭夏、周朝灭商的过程，都有了“天命终止”的合理性。
孔子承袭了这一思想，他并不关注神灵，而是讲究礼制。《论语·述而》中他提到：“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并不是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强调人应该不被鬼神干扰。在鲁国任职时，孔子始终不将神灵作为治国的依据，他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秩序。荀子则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意味着神并不干预人类的行为，个人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社会秩序。
这一人本主义思想并非抽象的哲学理论，而是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保障，进而形成了礼乐体系。礼制确定了行为规范，乐制则帮助定义情感的归属。社会中的贵贱、亲疏、长幼等关系都有了明确的伦理标准，而这些标准并不依赖于宗教教义，而是基于家族伦理。
周朝的礼制并非空泛的理论。天子祭天、诸侯祭地、士祭社、民祭祖，神祇有了等级，祭祀器物有了规定，甚至乐器也被规定为“八音”，不能随意混用。祭祀活动也有严格的次序，先祭祖，再祭天，天并非第一位，祖先才是最重要的。这表明，宗教的焦点已经从神祇转向了家族和祖先，符合了活人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死者世界的统治。
这一转变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周朝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宗法制度正是维护这一秩序的核心：父系继承、嫡长继位、血缘决定资源分配。由于人际关系已经通过宗法制度得到了明确界定，神权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变得不再那么必要。
如果与地中海地区的文明相比，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希腊、腓尼基、迦南等地，社会流动性较高，海上贸易繁荣，神庙和祭司扮演着重要角色，神权直接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这种需求。中国的土地世袭、宗族自治和礼制分权，使得神庙、宗教银行和宗教司法并没有显现出来。帝王可以随时罢免僧道，国家也不允许教派扩张形成独立的军政权。
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试图挑战政权，它只是为政权服务，而不是构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