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马新贻应慈禧太后的召唤进入紫禁城养心殿，而他的儿子马毓桢则在殿外等候。父子之间似乎有些隐秘的商讨，而当马毓桢见到父亲从殿中走出时，目瞪口呆，心中震惊不已。眼前的父亲脸色苍白，汗如雨下，神情恍若失魂，完全不像先前意气风发、信心满满的模样。他心中不禁生疑，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马新贻在觐见慈禧太后之后，竟如此失态，面容憔悴，神情萎靡。
两个月后，即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紫禁城内传出一道上谕，速度异常迅速地被送往南京，内容是曾国藩被调任直隶总督，而两江总督则由马新贻接替。此举原本旨在改变清朝的危局，却最终只有马新贻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江宁府的校场上，马新贻如常亲自阅射，进行每月一次的例行阅射。由于昨日的雨水，阅射被推迟了一天，但最终顺利结束。当天，马新贻独自步行返回府邸，突然，一个高喊着“给大帅伸冤”的声音打破了安静，挡住了他的去路。马新贻停下脚步，准备询问缘由，然而，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那人猛地抽出一把短刀向马新贻刺去。护卫们惊慌中反应过来，迅速夺刀，但马新贻却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刺客被当场擒获，然而第二天中午，马新贻仍然死于非命。
马新贻被刺之事震惊朝野，慈禧太后对此尤为关切。作为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竟然被刺杀，这在清朝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慈禧下令严查此案，甚至派遣漕运总督张之万前往江宁会审。然而，尽管朝廷多次催促，五个月过去了，案件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唯一提交的奏折充满了疑点，案件依旧笼罩在迷雾之中。
为了不伤及国体，慈禧决定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宁继续审理此案。此时，正值春节前夕，南京大地普降雨雪，街头巷尾洋溢着新年的气氛，然而江宁城内的官员们却陷入了不安和迷茫之中。郑敦谨不顾疲劳，刚一抵达南京，便紧急召集当地官员，开始了对案件的初步调查。令所有人震惊的是，曾国藩竟然也参与了这场审讯，他在马新贻死后重新接任两江总督，一位曾有着赫赫声望的重臣。
案件审理进展缓慢，刺客张汶祥明确承认行刺马新贻，却对动机始终语焉不详，审讯没有实质性成果。无奈之下，郑敦谨决定从此前的钦差张之万的报告入手，揭开案件背后的秘密。在张之万提交的报告中，张汶祥提到杀害马新贻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张汶祥回到宁波后发现妻子被人霸占，财产也被抢走，找马新贻求助却被拒，愤怒之下，他逼妻子自尽；其次，张汶祥的海盗朋友曾被马新贻处决；再者，马新贻禁止他经营典当行，导致生计困难。报告中，张汶祥强调刺杀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并没有其他背景，但这一切也使得案件的真相愈加扑朔迷离。
郑敦谨深入审问，并要求张之万对此案作出答复。面对郑敦谨的追问，张之万却始终推诿，表示自己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线索。曾国藩也是如此回避。此时，布政使孙衣言突然站起来激愤地说出一句：“如果背后主谋能够逍遥法外，天下官员将失去任何顾忌，何事不敢为？”这句话言辞犀利，令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郑敦谨意识到，案件背后定有更深层的阴谋。他不仅从卷宗中得知了张汶祥的个人背景，还亲自对嫌疑人进行了审问。尽管表面上看，张汶祥似乎是个亡命徒，但面对郑敦谨的追问，他始终表现得冷静理智，仿佛在刻意隐藏什么。而在刺杀发生后，张汶祥并未逃走，反而自信地宣称：“刺客就是我张汶祥，养兵千日，便是用在一朝。”这一行为让郑敦谨更加坚信，幕后必有更大势力在操控。
在审理过程中，郑敦谨渐渐将疑点锁定在了马新贻的家族身上。通过对马毓桢的询问，他得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马新贻之所以接任两江总督，不仅是为了削弱湘军的势力，更隐秘地承担了追查天国圣库的任务。这个秘密，如同一颗定时炸弹，迫使郑敦谨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
太平天国的圣库，曾一度为清廷震动无数，金银财宝之多，堪比国库百倍，而在天京被攻陷后，这些财富的去向始终成谜。马新贻的上任，便是为了查清这些失落的财富。然而，这个真相的揭示，无疑将触动清朝宫廷中的许多敏感利益，甚至可能导致政权动荡，慈禧太后对这一切心有顾忌，因此才会暗中策划马新贻的死。
此时的郑敦谨意识到，案件背后牵扯的并不仅仅是个人仇怨，更多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涉及到朝廷权力的深层斗争和不为人知的利益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