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四川大邑的寒风带着几分肃穆，刘氏庄园博物馆的石阶上迎来了两位特殊的访客。他们分别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以及“周扒皮”外孙孟令骞。二人的名字仿佛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出，而这次相遇却真实发生，仿佛命运的巧合，他们握手的瞬间，留下了一张发人深思的合影。
照片中的刘小飞穿着一件已略显陈旧的黄色外套，脸上有着岁月的痕迹，显得沧桑而沉稳；孟令骞则穿着一件黑色夹克，气质年轻、充满活力。两人站位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寓意——一人背负的是祖辈豪宅和争议，另一人肩负的是“半夜鸡叫”历史的延续。这次相遇，是偶然还是历史深处的隐喻？
刘文彩，四川宜宾人，凭借家族背景和个人能力，逐渐进入了川南的权力中心。1921年，他成为了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的局长，开始掌控川南地区的经济命脉。随后，他陆续担任了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等职务，和地方军阀、商人展开了紧密合作，利用职务便利积累了巨额财富和人脉资源。在川南，刘文彩的统治伴随着剥削和压迫，他通过地方财政手段，对民众征收了大量税收。
数据显示，仅在叙府一地，刘文彩就设立了44种税目，涵盖从花捐、厕所捐到锄头捐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离奇荒诞，却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在家乡安仁镇，他的剥削手段更为直接与隐秘。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他特制了一种量斗，表面上与普通的量斗无异，但大斗进小斗出却隐藏着巨大的差距。农民交租时使用的是大斗，而他出售粮食时使用的是小斗，巧妙地通过这种方式，压榨了农民的利益。
除了经济上的剥削，刘文彩的个人生活也饱受争议。他妻妾成群，在当地修建了豪华的庄园，容纳众多家庭成员。与此同时，他对女性的暴行更是令人发指，屡次强迫年轻女子成为妾室，甚至被指控对多名女青年实施性侵犯。对待反抗的百姓，他则采用暴力镇压，任何敢于反抗的人，甚至是对他不忠的乡民，都会面临流放、监禁乃至杀害的命运。刘文彩通过这种手段，制造了恐惧氛围，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然而，这种压迫带来的恐怖和愤怒却促使民众逐渐反抗。
1947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共产 党势力的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矛盾愈发尖锐。刘文彩的控制范围虽然在川南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稳固。他得知土匪头目郭保之在宝兴县的部队被中共地下武装击溃后，迅速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政策。刘文彩动用地方武装对中共地下力量展开追击，许多乡村沦为搜捕、审讯、屠杀的场所。所有怀疑与中共有关系的人，不论身份，都可能遭遇残酷的拷打和处决。
尽管采取了血腥手段，刘文彩的权力却在民众的愤怒和离心力中逐渐衰弱。1949年10月，解放军的步伐逼近四川，刘文彩意识到大势已去，决定返回安仁镇，企图在最后时刻巩固家族势力。然而，在回乡途中，由于长期奢靡的生活和巨大的压力，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0月17日，行至双流县时，他因病情加重在途中去世。
时光流转，2022年初冬，成都大邑县的刘氏庄园博物馆依旧弥漫着寒意。两位特殊的后代在这里相遇。刘小飞和孟令骞的会面并非有意安排，却因某种契机走到了一起。作为刘文彩和周春富的后代，他们站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地方，合影留念。刘小飞身着黄色外衣，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而孟令骞穿着黑色夹克，显得朝气蓬勃。
这次相遇，让曾经历史中的两位人物，再度回到公众的视野。刘文彩，曾是川南的权力象征，凭借税收和军事实力控制着这一地区，而如今，他的庄园已变为一个博物馆，供人参观。
刘小飞，作为刘文彩的孙子，退休后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当年家里佃户和佣人的下落，带着记录本，逐一访问这些当年的雇工和农民，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祖父的记忆。通过这些访谈，刘小飞试图为祖父辩护，认为外界对刘文彩的批评过于片面，甚至觉得历史中对刘文彩的评判带有偏见。他还在刘氏庄园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努力为祖父“正名”，讲述刘文彩修路、建桥、办学等对乡村的“贡献”，却巧妙地避开了关于剥削和苛捐杂税的话题。
当有人提出刘文彩行为中的压迫时，刘小飞常常显得急躁，认为不能因为一点缺点就全盘否定他。尽管他努力塑造刘文彩作为一位热心家乡建设的大地主形象，但这些所谓的“好事”却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之上。
映泉，一位作家，对刘文彩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亲自调查。他翻阅大量资料，并亲自前往四川考察，逐渐揭开刘文彩压迫民众的真实面貌。映泉认为，刘文彩的罪行不仅仅是普通地主的剥削，而是系统化的压迫行为，书中写道：“刘文彩的罪行，几乎无恶不作。”
孟令骞的外祖父周春富，因小说《半夜鸡叫》而成为“周扒皮”的代名词。周春富这个名字与狡猾和剥削紧密相连，在小说中，他为了榨取更多劳动，模仿鸡叫，每晚将工人们叫醒，让他们加班工作。周春富的生活简朴，经营着村里的油坊，所有的积蓄都用于购买土地。虽然他并不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奢华，但他的剥削行为足够典型，尤其是对土地的贪婪与对时间的精密计算。
两位后代站在这片历史的土地上，不仅让过去的名字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也让历史的阴影依旧笼罩在今天的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