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了吧？写这几个字的人可是个大汉奸！”

交通银行的门口几名路人对着上面的题字指指点点。

中国银行原名是孙中山先生的题字，如今通行的则是郭沫若建国后的亲笔。中国人民银行是马文蔚先生的隶书，招商银行是秦咢生老先生所题。

这几位都是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可交通银行四个字，却是一个大汉奸郑孝胥写的。

晚清遗老

郑孝胥是晚清人士，1860年生于苏州，按籍贯却当是福州。郑孝胥的父亲郑守廉是晚清的翰林，学识渊博，因此郑孝胥从小就接受了非常完整的传统教育。

三四岁的年纪，郑孝胥就开始识字念书，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蒙学读物。

刚过六岁，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诗经》、《四书》，扎实的国学功底从这个时候起就打下了，不过也铸就了郑孝胥非常老旧保守的头脑。

凡事都有好坏两方面，单论个人的文学素养，郑孝胥是非常出色的。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郑孝胥一举夺下福建解元，前路坦荡。

而且他并不是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作诗能力也非常出色。郑孝胥尤其擅长古体诗，纵观清末民初近百年，论古体诗水平能和郑孝胥并肩的也只有陈三立。

在郑孝胥的开创下，整个清末诗坛流行着同光体诗风。

同时，郑孝胥还写得一手绝妙的书法。他从小取法欧阳询和苏轼，又亲习过魏碑，楷书造诣登峰造极。

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北于南郑，于是于右任，郑是郑孝胥，两人堪称书法两绝。

正因如此，交通银行创建之时，就拜托郑孝胥为银行题字。

由于交通银行是最早的四家银行之一，未表示历史悠久，题字也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甲午战争之前，郑孝胥仕途刚起步，在驻日大使馆担任书记官。战争爆发后就回到了国内，担任广西边防大臣。

那会儿广西正在和法国打仗，郑孝胥在此期间积累了许多与西欧外国交往的经历。

年轻时的郑孝胥也有一腔热血，戊戌变法那会儿，他也有心救国，与唐才常积极联系过。

可是变法终究还是动摇了旧阶级的利益，再加上戊戌变法那批人都没什么好下场，被吓到的郑孝胥从此成了忠诚的保皇派。

后来立宪运动时，在皇上的命令下，郑孝胥倒也有胆量做一些事情。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立都有他在背后推动。

1908年，郑孝胥担任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请求皇上尽早建立国会。最终这个所谓的国会依然还是维护旧贵族的利益，没有任何作用。

1911年，郑孝胥走马上任湖南布政使。结果走在半道上遇上了辛亥革命，从此丢了官。

卖国汉奸

丢官之后，郑孝胥就把辛亥革命这一批革命者给恨上了。一直到1919年他还念念不忘，在日记里痛骂孙中山等人是“乱党”、“日本乱党”。

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没有了官职，躲在天津的房产之中当房东。

但他终究还是清末有名的文人，很快就能靠着过去的人脉某一个差事。没过多久，一纸诏令下发，让郑孝胥去当溥仪的内务大臣。

某种程度上，郑孝胥也算是溥仪的老师，因而他对外往往以帝师自居。

由于郑孝胥早年为官的时候是在日本当书记官，因此和日本政府往来相当密切。

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以后，郑孝胥第一时间安排溥仪住进了日本使馆。这一下就把溥仪推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开始做日本人的傀儡。

后来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即便是待在日本使馆内郑孝胥也担心不安全，于是在1925年带着溥仪跑到了天津日租界当中躲着。

郑孝胥躲在日租界还不是光顾着苟延残喘，他暗地里一直和日本政府密谋拥护溥仪复辟。

最后，郑孝胥一拍脑门想到个主意，可以让日本帮忙先建立一个政权，再拜托西方列强共同管理。

在这种遗老的心里根本没有什么中国、人民，他只想要溥仪这个皇帝能高高在上得维持着皇帝制度就够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这实在是痴人说梦了。不过日本却最爱这种愚蠢的卖国贼，他们早就想要借助溥仪来控制中国了。

这下郑孝胥自己送上门来，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郑孝胥劝说溥仪去东北，说那边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以后日子就好过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建立伪满洲国。

郑孝胥心中一想到溥仪又将登基，真是心花怒放，很快就起草了《建国宣言》，甚至还写了一首“国歌”。

不过郑孝胥的举动并不能让所有满清遗老满意，部分人心中还是能够明辨是非，不会引夷狄入中华的。

原本跟随溥仪的遗老朱益藩等人为之暴怒，大吵一顿之后与之分道扬镳。

里外不是人

1932年3月8日，郑孝胥风风火火地带着溥仪乘车前往长春。第二天到达长春之后，立马就举行了就职典礼，溥仪登基为伪满洲国的皇帝。

见到溥仪重回皇帝位，郑孝胥立即着手张罗自己的身份地位，封自己为国务总理，又兼任陆军大臣、文教部长。

这完全都是日本政府中的官职设计，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

可见郑孝胥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权力，和什么救国、保皇全不相干。

当然郑孝胥也没有昏了头，毕竟是饱学之士，他很清楚伪满洲国没有任何力量，如果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打回来，伪满洲国绝无抵抗的可能。

为此他特意与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下了《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可以在伪满洲国合法驻军，并且拥有各种特殊地位。

建国之后，郑孝胥发现情况不对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官地位竟然比溥仪这个皇帝还要高。

而他们这些所谓的伪满洲国内阁大臣，则完全是形同虚设，再国内没有半点权力，实权完全在日本人手里。

郑孝胥原本当上了国务总理还满心欢喜，这下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传话筒，和日本人的仆人差不多。

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郑孝胥很难接受，于是写了首诗感慨：“何事与人说时命，残年由遣待苍茫。”

到后来郑孝胥的不满越来越多。可虚伪胆小的他又不敢为了自己的权力直接跟日本人闹掰，于是又开始假借爱国之名发声。

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意思日本是时候把伪满洲国的权力交还给他了。

日本人当然对这番话很不满意，他们就喜欢把溥仪控制在手中当个牵线傀儡，于是对郑孝胥施压，逼迫他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