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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扶沟银板、中山银贝、“白金三品”和新莽“银货二品”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银货币。东汉后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白银货币，其代表性实物就是常德出土的银饼。常德银饼形制较为统一，重量有标准，银色高且稳定，有刻意的防伪功能设计，具备早期贵金属货币的特征。这时的白银货币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阶段性特点，所履行的货币职能还不完整、不充分，角色经常在财富宝藏和货币之间摇摆。唐朝是中国早期白银货币的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多种形制的白银货币，白银货币职能进一步强化。白银货币是中国传统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多被铸成各类饼、锭（铤）形状，且多以重量单位“两”作为货币单位来计值流通，故也称“银两货币”。银两与铜钱两种货币双轨并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的货币形态。中国古代各种材质的货币都有其独特的起源和演变历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大致起源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以早期空首布等为代表；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大致起源于战国晚期，以楚国“郢称”金版等为代表。但是，关于中国古代白银货币的起源，当今学界却未能达成共识，有观点认为白银货币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有观点认为西汉出现了白银货币，有观点认为唐朝是白银货币的起源时期，也有观点认为宋金时期白银才作为货币流通，甚至有观点认为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白银才作为货币使用，等等，不一而足。可见，白银货币起源问题是中国古代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的难点和重点。一 早期白银货币旧说纠谬比较中国白银货币起源的各类观点，发现其存在过于推前和保守推后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倾向。过于推前白银货币起源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白银的财富属性和货币属性；保守推后白银货币起源的倾向，则往往是混淆了白银货币化和财政白银化的阶段和本质。其中尤以过于推前、推早中国白银货币起源的错误倾向影响较大，亟需辨正厘清。过去有学者把河南扶沟出土18枚银板、中山国墓葬出土银贝和汉武帝时期的“白金三品”定为中国早期白银货币，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论断。
〔图一〕 扶沟银板 高约10厘米 河南省扶沟县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扶沟银板〔图一〕与黄金货币一起出土，但不能就此认定是货币。海昏侯墓出土了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等三种黄金货币，同时也出土了20块金板，这种金板是秦汉墓葬中首次出土，保留着最原始金属坯锭的形态，不是秦汉黄金货币的形制，应是作为黄金财富与黄金货币一起入葬的。另外，也不能认为银板的外形与先秦青铜铲形铸币有些相像，就贸然称其为“银铲币”！其实，就连这种外形的相仿也是臆测，扶沟银板是长方形板状银锭，一侧的铸柄不是铲币的空首，而是浇口杯内浇注银液的残留，只是浇铸后没有修整切掉而已。扶沟出土的18枚银板中，仅1枚首部“空心”，另17枚则是首部实心或浇注银液不足没形成首部，说明银板的首部根本就不是为了铸造所谓“空首布”的空銎。那一枚首部内凹，形似空首的，其实是银铸件冷却补缩偶然形成的，而不是设置泥芯专门制作的空首。所以扶沟银板其实就是没有切掉浇口柄的长方形银质坯板，属性是白银财富，不是货币。
〔图二〕 中山国银贝 长约3.4厘米 河北省平山县出土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中山银贝〔图二〕出土于中山王厝墓椁室。考古发掘报告明确指出其装饰物的属性：“椁室中的现存遗物多是墓主人身上和棺椁上的小件饰物，有金匕、金饰片、银带钩、银贝、各种泡饰……”
〔图三〕 “白金三品” 之龙币 直径5.5厘米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至于汉武帝时期的“白金三品”〔图三〕，其实是以“银锡”之名铸造的铅质虚值大钱。再看汉武帝在第一起“祥瑞”事件发生时的做法：“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其中“白金”，即《史记·平准书》指出的“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对出土实物的研究发现，“白金三品”基本是铅质的，是低价值的劣金属，而其价值被强制等同3000文铜钱、500文铜钱和300文铜钱，完全是虚值货币。可以看出，汉武帝当时借助第一起“祥瑞”发行虚值货币“白金三品”，目的是掠夺诸侯和富商大贾等的财富。从以上出土实物分析，扶沟银板和“白金三品”都不是白银货币，古代典籍也印证了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指出：“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即在秦朝和西汉前期，货币只有黄金和铜钱，白银是财富，不是货币。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去秦和汉初不远，记录秦朝和西汉前期货币形态和性质当为可信。秦朝与战国秦国一脉相承，制度相因，应都不以白银为货币，其他“战国七雄”的货币情形也应大致如此。二 文献中的早期白银货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最早明确将白银定为货币是新莽时期。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进行了他的第三次币制改革，“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王莽确定了两种白银货币：“朱提银”和“它银”，并且规定了不同白银与铜钱的比值。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确切的新莽时期“朱提银”和“它银”实物。后世曾有伪造或误认“朱提银”的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已经做过真伪辨析工作。王莽的托古改制往往违背经济规律，第三次货币改制中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就是代表，在传统黄金、铜钱货币之外，把龟、贝、银等“器饰宝藏”强行规定为货币，又划分了繁琐的大小比例层级，导致“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可知，王莽强制推行的以“器饰宝藏”为货币的做法没有被民众和社会接受，仅昙花一现而已。这也是“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和“银货二品”一样，并没有发现确切的存世实物例证的原因。因此，王莽改制中的“银货二品”是政府强制推行的所谓“白银货币”，其实质仍是将作为社会财富的白银，以复古之名强行冠以货币的称谓，并不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银货二品的“朱提银”和“它银”不是真正的白银货币。典籍和出土文献均有两晋南北朝时期以银计价的记载，如《晋书》载：“（石）勒既还襄国，刘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银一两。”还有王显国披露，2004年湖南郴州市东门口古井中发现大批三国东吴、西晋时期的简牍，在西晋简中发现有以银计价的：“‘猪一头直银三朱’‘羊一头直银三朱’‘右猪羊各一头为吴称银合一两二朱’‘右猪二头羊二头直吴称银合三两一铢二’‘右猪三头羊二头直吴称银三两二铢二’。”改写了当时社会物价多以铜钱计值的惯例。这是在社会动荡、坑冶不兴时，严重缺钱的地区采用白银行使价值尺度等货币职能的表现。南朝时期，“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这也是梁朝初期，在岭南的交州、广州等地区严重缺钱的情况下，白银担当起货币角色的体现。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见到出土或传世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实物。三 文物中的早期白银货币“朱提银”作为王莽强行推制的贵金属货币虽然不成功，但却成了后世高成色银的代名词。《汉书·地理志》载：“朱提，山出银”，是古代典籍中最早的朱提产银的科学记录，时在东汉。目前，根据东汉三国时期的墓葬发掘报告，有两处出土过较为标准的银饼：2001年，湖南常德市汉寿县一座东汉墓出土46枚银饼；2008年，湖北襄樊市樊城区一座三国早期墓出土1枚银饼。近来，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两座墓葬出土的银饼，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究。
〔图四〕 常德银饼 直径约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馆藏
〔图五〕 常德银饼底部图 直径约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馆藏从发掘报告看，常德46枚银饼〔图四〕形制较为统一：圆形饼状，底部呈球形凸起〔图五〕，面部较平，有圆棍状银桥横置于平面中间，银桥两侧有半熔于饼体的银疙瘩，高度与桥面相近。襄樊出土的那枚银饼也与常德银饼形制一致。除了形制以外，这些银饼重量也基本有标准，从已公布的考古信息看，完整的银饼主要是汉代一斤，也有半斤类型。常德银饼有三枚带墨书的，报告释读为“少一铢”“少二铢”〔图六〕“少三铢”，重量分别为237克、228克和208克，虽然“铢”字墨书的释读及含义还有商榷的余地，但至少说明了这些银饼是有一个标准重量的，墨书题记表示该枚银饼与标准银饼重量的差值。若以“少一铢”“少二铢”两枚银饼的重量差9克来推算，当时标准银饼的重量为246克，即汉代的一斤。另有标本M1∶50，为“不规则饼状”“有节状梁”，重112克，是银饼的缩小版，从重量推算应是半斤类型。可见，这些常德银饼虽形制较为统一，但标准化的程度不高，与西汉“V”形戳印金饼大都恒定在247克的标准重量上还有较大差异。
〔图六〕 墨书 “少二铢” 的常德银饼 直径约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馆藏
〔图七〕 常德银饼的圆棍状银桥 直径约5.5厘米 湖南省常德市出土 常德博物馆藏遗憾的是，两篇考古报告都没有银饼的合金成分检测记录。民间收藏家偶有收藏同类型的银饼，根据对同类型民间收藏银饼的合金检测，发现其含银99%，含铅接近1%，与中国古代“灰吹法”提炼纯银锭的成分一致，可以视为古代灰吹法炼银的高成色银锭。“朱提银”是汉代最高成色银锭的称谓，该种常德银饼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接近“朱提银”的实物。综合以上信息，推测这类银饼应主要存在于东汉后期和三国前期。银饼平面上的圆棍状银桥〔图七〕是该种银饼最醒目的形制特征，仔细观察辨析，推断银桥应是在铸造银锭过程中，趁银液还未凝固时，用金属棒拉出半凝固的银液，同时做同轴旋转，使得银液呈绞丝状，在拉出接近银饼直径长度时放下，平铺于银饼表面，顶部圆头接触并熔合于未凝固的银饼表面所形成的。银桥形成后，再抓取银桥中部下面的银液与银桥相接，形成桥柱，以稳定银桥；并在银液表面凝固前，在银桥两侧放下数个小银块，使其底部熔合于银饼，顶部突出银饼表面，从而可对银桥形成保护，避免叠置搬运时损伤银桥。从银饼的外观看，几乎所有银桥的两头和中间共三点接触并熔合于银饼表面，刻意制作的痕迹明显。结合我们做“中国古代银锭铸造工艺研究”课题的心得，推论这种特殊形制是当时刻意的安排，如同后世银元宝起翅一样，是为了彰显银锭的高成色，兼有防伪的功能。常德银饼是否承担货币职能？常德银饼同出了8枚金饼，根据分析，常德东汉墓出土的金饼无论是镂空还是实心的，都是黄金财富，已经退出了货币角色。其中，镂空金饼“铸造工艺完全不同于西汉主流金饼，感觉就是两个时空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到东汉时期，西汉金饼的铸造技术已经失传，东汉人凭借偶尔看到的西汉金饼实物和想象力，仿制了这类镂空金饼。……常德东汉镂空金饼应不是用于流通的黄金货币，而是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黄金财富。……常德出土的实心金饼，形态原始，铸造粗糙，这种东汉实心金饼的原始程度甚至超过了战国A型实心金饼，显得更随意，外形更不统一，更像是作为财富贮藏的贵金属坯锭”。而46枚常德银饼，形制较为统一，重量有标准，银色高且稳定，有刻意的防伪功能设计，具备早期贵金属货币的特征。故推测在东汉后期和三国时期，白银在有些地域开始由贵金属宝藏蜕变为贵金属货币。文献记载：嘉平五年（253），曹魏降将郭修刺杀费祎身死后，魏国诏曰：“……其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同时的文献记载多是赏黄金和白银并列，以斤为单位，上述文献赏贵金属则只谈银，而且以饼为单位，行使贵金属货币职能。但当时中国银矿产量有限，丝路贸易输入的白银也有限，以“朱提银”为例，其在西汉末年知名，到东汉末年接近枯竭，《后汉书》李贤等注载：“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 仅繁荣了二百年。没有充足的白银供应，影响了白银货币的普及和职能履行，使得当时的白银货币呈现明显的地域性、阶段性特点，所履行的货币职能还不完整、不充分，角色经常在财富宝藏和货币之间摇摆，是中国早期白银货币的滥觞。而常德银饼这种货币属性鲜明的银质文物可视为中国最早白银货币的代表性实物。为什么在东汉后期和三国时期贵金属黄金退出货币角色，白银开始行使货币职能呢？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东汉自给自足的豪强地主经济主导社会，商品经济明显落后于西汉时期，大宗商贸往来也不发达，价值高、购买力强的黄金货币已不适应东汉的实际经济情况，价值低于黄金的白银由于更适应该时期的商贸状况，逐渐承担起货币职能，成为中国早期的白银货币。当时，金银的比价大致为1∶5，即一斤黄金可兑换五斤白银。白银价值低于黄金五倍，与铜钱或谷帛实物货币比价流通，适合当时的经济状况。但也要客观地看到，当时主要的货币仍是铜钱或谷帛等实物货币，白银货币职能履行并不充分。四 早期白银货币的大发展——唐代白银货币唐代的主流货币是铜钱，但在一些地区绢帛和白银也经常被用作交换中介。尤其是在岭南地区，白银的货币属性日渐凸显，并影响到了国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在支付上逐渐取得重要地位。
〔图八〕 唐代杨国忠银铤 （铸造态） 高31.6厘米 宽7.4厘米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图九〕 唐代饼形银铤 最大直径约10.8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从遗存的银锭实物来看，唐代是白银确切具有货币属性的重要历史阶段，出现了各种形制的银铤，主要有笏形铤〔图八〕、长条铤、饼形铤〔图九〕、平头束腰薄铤〔图十〕、平头束腰长铤〔图十一〕和船形铤〔图十二〕等。
〔图十〕 唐代平头束腰薄铤 高约16.5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十一〕 唐代平头束腰长铤 左边一枚高约19.1厘米 宽约8.4厘米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图十二〕 唐代船形银铤 高18.6厘米 宽10.6厘米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从外形看，笏形、长条形和饼形银铤保留了白银铸坯的原始形态，长方形和饼形是铸造银铤坯料最容易选择的形状，笏形、长条形和饼形银铤的形态就是对白银坯料外形的自然沿承，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当之无愧的早期白银货币。根据唐代银铤的形制特点，结合唐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情况，笔者认为，笏形和饼形系唐代官方普遍采用的银铤形制，银铤上多刻有时间、地点、性质、用途，以及官员的姓名和身份、匠人姓名等，显示了这类银铤的主要性质是上供进奉和税收，是典型的官铤。饼形银铤中的无文类型则多为商铤，有的状态原始，其性质更接近白银财富。平头束腰薄铤大都捶平整修，见有“五两”“拾两”“大北朝”等字样，应属官铤。平头束腰长铤和船形银铤有着天然的渊源，性质相同，都应是商铤。从考古出土、公家收藏来看，尚未见确切的有唐代官府铭文的船形银铤，偶有底部铸造铭文的，也往往是银匠姓氏等极简信息，印证了船形银铤的“民间身份”。学界公认船形银铤产生于唐晚期，主要作用并非官府的贡银和库银，而是民间用作大额支付的货币。唐代与外界的贸易活动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非常兴盛，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频繁，域外的金银、珠宝、香料等大量涌入中国，如西亚波斯式金银器在唐代中国极为流行，白银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商品和媒介，丝路贸易的繁荣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船形银铤就是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船形银铤采用这种两端高翅的特别形制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即为了充分彰显白银的金属特质，是反假防伪的需要。唐代白银货币的多种形制正是早期白银货币行使货币职能蓬勃发展的表现，后世白银货币的形制演变都有唐代白银货币的影子。尤其是宋金以来，白银货币职能日益凸显，中国货币逐渐进入到铜钱和白银双轨并行的阶段；在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白银货币日益发展，实现了财政税收白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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