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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二十九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系列进展。
国家文物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现场深化了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具体来说：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
焦家遗址全景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近三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围绕水利系统展开。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多学科协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9处核心遗址中唯一由高校负责发掘的遗址，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在章丘焦家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确立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作为目前黄河下游年代最早的城址，“焦家古城”是与长江流域“良渚古城”同时期的古城代表。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墙分两期夯筑而成，采用版筑技术，集束棍夯的夯窝清晰可见，这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城墙建造技术，大型防御性工程彰显出古国时代的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
焦家遗址大汶口中期南城墙版筑结构
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南城墙集束棍夯夯窝目前发现的430多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其中在高等级墓葬中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三重棺椁”，棺椁木质葬具使用率超过70%。除出土白陶、彩陶、黑陶等成套的贵重陶器组合外，还发现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
焦家遗址三重棺椁墓葬
焦家遗址M152陶器组合
焦家遗址墓葬出土装柄彩绘玉钺及玉装饰品
焦家遗址出土各类玉装饰品焦家古城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形成了我国礼制起源的早期系统性证据，体现出以礼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特有的制度创造和精神内核。另外大量祭祀坑也说明中华文化根深蒂固的动物和器物祭祀传统已成风尚。
焦家遗址陶器、动物祭祀坑焦家古城从城池营建、王权产生、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系统性证据，是中国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的典型代表，其鲜明的“世俗性”权力特征显示出我国“民本邦固”“井然有序”的深厚历史根源，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典型黄河样本。另外，以焦家为中心的100平方公里内有6处遗址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独有，清晰展示出近万年“古文化—古国—王国—帝国”的完整历史脉络，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突出特性和多元一体格局，为文明起源“中国方案”提供了代表性区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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