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山
崇德明礼，讲道德修养；敢为人先，垦拓不息，讲奋斗精神。用“崇德明礼，敢为人先，垦拓不息”定位崇明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华夏民族精神在崇明地区的具体展示；尤其“垦拓不息”这一崇明岛特有的精神，早已溶化在每一个崇明人的血液里。
我们的先人，在崇明岛上围垦造田已有千年历史。最初在刚刚浮出水面的茫茫芦苇荡中筑堤围垦，其艰辛劳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对围垦造田的最早记忆，是千年之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上初中一年级的那个寒冬。四十刚出头的父亲，与生产队里的十多位青壮男劳动力，背着被头、铁锹、泥络、草鞋，就像战士上战场，告别妻儿老小，雄赳赳地向着远在五十多里的“东旺沙”出发。在这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是我宅上的一位哥哥，比我大五岁，应该是十八岁。随队出发的还有几辆独轮车，装载着口粮、大白菜、黄豆。
当时也没有什么通讯工具，这些家庭里的顶梁柱一去无音讯。每当下雨天或下雪天，家里人都担忧：这个天气怎么出去挑泥做岸？
大约一个月之后，围垦的人终于回家了。一米八十几身高的父亲又黑又瘦，却难抑兴奋。一连几个晚上，钻在热被窝里跟我讲围垦的种种场景。在父亲嘴里，那个围垦的地方叫“鸭屎沙”。我想这倒是很形象，那个地方的野鸭一定很多。住的房子叫“环洞舍”，那是就地取材，用芦苇圈起来的半圆形房子，宽、高各两米左右，能住三、四个人。“环洞舍”这个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很新奇。几十年之后在县城展览馆里看到“环洞舍”的真容，与父亲讲的一样。估计千年之前的先人，也是在这样的住宿条件下围垦沙滩，缔造小瀛洲。父亲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穿破了带去的几双草鞋；编织在泥络上的稻草绳，断了再编，编了又断。最艰辛的是，从挖泥块到上高堤所走之路，不仅泥泞，而且芦根刺脚。即使农民的脚底布满老茧，也抵挡不住芦根的尖利。听着父亲的讲述，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岛民围海造田的艰辛。
发生在1962年冬季的东旺沙筑堤围垦，应该是建立人民公社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行动。农民们吃的饭、大白菜黄豆汤，都由生产队提供；出勤记的工分，都由生产队负担。围起来的土地，则由县政府统一安排。我只知道新河、竖河这些远离东旺沙的公社，没有分到一亩地。在人民公社的背景下，农民们觉得经过围垦扩大了崇明岛，就值了，至于土地归谁耕种，不是问题。这是公社社员的愚昧，还是公社社员的境界？我想应该是后者，这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若干年后，每想到这次围垦，我的心里总会生发出一种肃然起敬。
六年后，我终于加入到了围垦队伍里。1968年冬天，我作为最后一批参加“文革”的老三届高中生离开学校回到家里，立即将一副泥络、一条棉被捆扎在家里那辆旧自行车上，向崇明岛最西部的“新安沙”进发。那年冬季，也是崇明岛上规模很大的一次围垦造田。经过草棚镇、跃进农场一直往西，在一条老堤外面，是大片一望无际尚未开垦的芦苇荡：老堤之内，是跃进农场；老堤外大约三、四百米处，筑一条长达数千米的新堤，新堤圈起来的这一大片芦苇荡，被命名为“新安沙”，由新河公社围垦，所以又名“新河垦区”。新河公社共有十七个生产大队，由东往西编队划分垦区位置、相应的筑堤长度，每个大队再细分到各生产小队。我骑着自行车在老堤上兜了大半圈，总算找到自己的生产队。住宿的房子，不再是六年前的“环洞舍”，而是两排以粗壮的毛竹为屋架，就地取材芦苇搭建的高大稻草房，每间屋子有二十平米左右，地上铺有一层三、四十厘米厚的稻草，能供十几人睡觉。每个生产队还配有一个灶间，在十几人中挑选一位“半脱产”炊事员。
新安沙距我家大约有八、九十里路，又由于路头不熟，途中在庙镇吃了一顿午饭，待我寻到生产队宿舍时，已近傍晚。父亲等人收工回来，见到我也来了，都很开心。第二天上工，见分给生产队的这段堤岸已经筑有两米多高。尽管我是农家孩子，而且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不缺力气，但毕竟第一次参加筑堤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掘泥的人见到我的泥担，泥块总是要比掘给别人的小一些，稍不留神掘得大了一些，边上的人看到了就会埋怨一句。我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收工路上，一位比我大两岁的年轻人问：今天感觉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明天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果然，第二天泥担一上肩，就有一种特别疼的感觉，只好拼命用手将扁担往上抬。这样的疼痛，连续了三天，第四天开始，疼痛消失了。除了泥担的沉重，再没有别的感觉，可以一边挑着泥担往新堤上走，一边与旁边的人聊天。我知道，第一次担泥筑堤的考验算是过去了。
一个生产队的十几个轻壮男人每天晚上挤在一起，尤其是喝了几大碗老白酒之后，欢快无比。有一位名叫张老虎的泥水匠，笑话甚多，每天晚上都要他讲笑话。时间一长，难免江郎才尽，于是将矛头转向我，让我也给大家讲讲故事。想到这几天父老乡亲对我的照顾，便将三国、水浒里的故事搬出来。虽然没有张老虎讲的笑话效果，毕竟是书上写的历史故事，父老乡亲们听得也很开心。中学毕业回乡劳动四年多，最令我怀念的就是第一次参加筑堤围垦的这十几个日日夜夜。筑堤是辛苦的，用筚路蓝缕来形容毫不为过。但是远离老家的筑堤劳动中也多有快乐，人与人的关系，又岂是井田制度下的“守望相助”所能比拟。
一晃半个月过去，刚筑完新堤，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父老乡亲背着被卷和劳动工具，去跃进农场乘公交车返家。我独自蹬着自行车，冒着大雪，向八十里外的家进发。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
筑堤，是围。围的目的是垦。因为垦，围才有意义。第二年开春，我去新安沙开始了垦的劳作。此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各大队以上一年筑堤（又称“套圩”）长度划分区域。我所在大队划得近二百亩土地，由来自各生产队的三十多人开垦。这一年的主要工作，上半年开掘排水沟渠，平整土地，清除芦根，然后播种棉花。由于是生地，这一年的棉花长势远不如老家熟地上的长势。贵在人少地多，人均产量胜于老家。偶然劳动之余，二、三小友拿着一杆鸟枪，去新堤外的芦苇荡里打猎。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新堤外的芦苇荡里各种野鸟甚多。我的最佳战绩，一枪打中两只“麦鸡”，拿回食堂退毛炒菜，果然鲜味十足。有时遇到下雨天，结伴去老堤内的农场沟渠里捞鱼摸蟹。这也为艰苦的农垦生活添加了不少乐趣。经过整整一年的开垦，芦根基本消灭；排水沟渠通畅，雨停田干。冬耕后，我告别新安沙，对这片已经像模像样的耕地有些依依不舍。
又过了两年，传来新安沙种的西瓜又大又甜的好消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我乘着大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前往新安沙垦区，一下车，队长就将我领到西瓜田里，摘下一只西瓜，轻轻一拍，顿时爆裂，清香四溢。坐在瓜田里，啃着既脆又甜的西瓜，想起三年前的围堤，两年前的清除芦苇开掘沟渠，觉得一切都值了。若干年后，当读到《周易》中的一段话：“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三千年前，周文王就告诫人们：不耕耘就想获得好收成，不开垦荒地就想得到熟地，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发展下去能有什么好处？我不由得联想到围垦三年就能吃上又脆又甜大西瓜的那一幅情景。
一千多年来，我们崇明人就是在这样的垦拓不息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