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同里，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江南名镇，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吴地最富庶的地方，所以它原来原来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富土“。后来，人们将“富”字一拆为二，上为“同”，下面的“田”字往下移，装在“土”字上，是为“里”，改称为“同里”，名称之易，不仅蕴含了同里人含而不露的“藏富”心理，更象征着同里文教发展的轨迹。
同里不大，却英才辈出，自宋朝以后，先后从这里走出状元1人，进士45人，文武举人92人。仅明朝一代，同里便出了《永乐大典》副总裁梁时、南京监察御史陈王道、造园艺术家计成等各具专长的文人。到了清朝，又相继涌现了安徽按察使任兰生、吴门画坛宗师陆恢、国学大师金松岑、社会政治活动家王绍鏊、革命家兼爱国诗人陈去病、革命烈士费巩、著名作家范烟桥等名人。
同里人是如何做到的呢？必然与这里尊师重教的环境有关，这里读书求学氛围浓郁，文风炽盛，不仅学子有乐学之风，而且有成之士也乐于创办各类学堂，为莘莘学子提供更为优渥的条件，位于退思堂一侧的丽则女学便是其中的代表。
据《同里镇志》记载，丽则女学由退思园第二任主人任传薪创办，时值二十世纪初，国内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历史时期，江南一带的仁人志士开始与西方有了比较频繁的接触，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诞生，1898年，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随后，蔡元培也在上海创立“爱国女校”。
这时候，有过留学经历的退思堂主人传薪虽然还不到二十岁，却深收西方教育与梁启超、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影响，深感广兴学校发展教育，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而女子教育尤为迫切（当时男子尚有求学之处，而女子教育却刚刚萌芽，极为短缺）。于1906年，在自家的退思园内创办了丽则女学，算是开苏州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丽则女学刚成立的时候，年仅19岁的任传薪在母亲的支持下，将退思园作为丽则女学校舍。园内采光较好的退思草堂、闹红一舸、琴房、揽胜阁、菰雨生凉轩等都变成了丽则教室，开始了女学教育的尝试。
万事开头难，虽然年龄不大，任传薪却极有想法，他特地于1907年去德国、日本等国考察女子教育，回国后立即加大了投入，不仅将退思园隔壁的刘氏宅院买下来作为丽则女学的校园，还大力聘请了诸多有影响力的大师来作为丽则女学的老师。
据相关资料介绍，任传薪相继设立艺术传修科来发展女子艺术教育，开设师范本科班来培养女孩教师，从而扩大女学影响力，还聘请著名国学家钱基博任文教员、著名作家范烟桥教授国文、毕业于复于大学的任传鹤教授英语、毕业于留法预备学校的顾乃行教授理化……
与此同时，他将他父亲任兰生家藏的5万多册书籍捐赠出来，开设学校图书馆，又购置了包括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在内的大量新图书供学生阅读，还购买了大量的自然实验仪器、仪表、动植物标本、钢琴等，为前来学习的学生尽可能的提供最优越的学习条件与环境。
由于任传薪不遗余力的投放，加上源自德国和日本的新式教育理念、上乘的师资力量，使得丽则女校声名鹊起、誉满江南，周边松陵、八坼、震泽、黎里、周庄等地“远方童女，也担簦负笈而来”，其规模也日渐壮大，在刘氏宅院修建的丽则校舍也颇具特色，底楼为“券廊式”拱形门柱走廊。既雄伟挺拔，又秀丽精致。顶上为歇山顶，用清水砖垒砌，屋面铺小青瓦，出檐有飞椽，楼窗均饰花纹，中西合壁，在当时算是同里的标志建筑之一。
丽则女学的旧址现在改为一间酒店，渝帆在同里游玩期间有幸入住其间，楼下有一个亭子，亭中有一块石碑，上书“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了解之后才知，该碑是纪念1915年5月9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卖国的二十一条约上签字所立，当时丽则女学师生反袁卖国而建碑明耻。此碑顶端呈剑头状，似一把利剑直刺腐朽、末落的旧社会。此碑正面为“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十个大字，上款刻有“民国四年”四个小字，落款为“丽则女学同人”，碑文由著名国学家、丽则女学国文教师钱基博撰文，特邀秋瑾烈士挚友、著名女书法家吴芝瑛书写。后来，同时失守时，日寇占领校舍作军营，由无名爱国志士将此碑埋于地下，1982年被楼师生在整理校园时重新出土。
在任传薪及其母亲的倾力创粉下，丽则女学慢慢跻身江南名校之列，该校学生的绣品还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大奖，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生后来也成了苏州各大学校的教育骨干，也有一部分人赴上海、南京、苏州等继续深造，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批女性科技人才。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丽则女校已经成为历史，后来这里先后成为同里小学的校舍、博物馆的馆舍，如今更是成为一家品牌酒店，幸运的是，虽然曾经在这里工作、学习的教员、学生多已离开人世，但这里的校舍依然保存完全，当我们作为游客漫步其间，依然能想象封建社会末期求新、求学的女学生们在此学习的身影，她们或读诗词、练英文、学刺绣、做实验、弹钢琴、演戏剧，沐浴在阳光下，憧憬着灿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