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舟
小时候在乡下的河滩上，常能看到几头水牛在那惬意地横卧着，有时惊避行人，就滑入芦苇荡里，或浮或沉。除了农忙时节耕地，它们倒有大半年都是这样很悠哉的日子，牛倌对它们也爱护有加，似乎那不是家畜，而是家人——甚至好像跟牛相处得还比其他家人更久。
牛倌是我本家，岁数和我爷爷相仿，村里都叫他“牛料”，也不知究竟是何意，但总觉透着戏谑的意味。印象中他黑瘦矮小，沉默而倔强，以至于我那时遇到他总有点隐隐的惧意。他和村里人也往来不多，听老人们说，以前村里农活大多需要互帮互助，能耕田犁地的水牛自然是受欢迎，但到新时代有了拖拉机，水牛就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好像没什么用处，且不说乡下没有吃牛肉的习惯，就算有人想吃，“牛料”也是绝不会卖的。那些年他就每天守着他那两头牛，直到生命终结。
在他之后，村里就再没有人养牛了，我也几乎已淡忘了这事，直到前一阵，忽然读到新闻：“上海水牛”一度被视为濒危绝种，但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处调查发现，上海郊区仍有51家饲养户，存栏量600多头本地物种水牛，其中90%多都在崇明。为免这一著名良种水牛种质性状退化、走向灭绝，抢救性保护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从小习以为常、没当回事的水牛，竟然还是个“珍稀物种”。的确，和周边各地相比，悬隔江海崇明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可想也能更完好地保留其物种基因。更重要的是，长久以来，它可以和本地的农业生活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水牛不与人争夺口粮，不消耗能源，脾气极为温驯，尤其适合耕作农业机械难以进入的散田、小田，牛粪还能肥田。
据专家认定，水牛1岁半即可调教使役，成年牛通常每天可劳作8小时，可耕水田4-6亩、旱地6-8亩，最高可达10亩，犁地14-20厘米——这相当于20个精壮劳动力的工作量。据《崇明县志》记载，在1953-1985年间的高峰期，全县良种场的放牛量高达5000多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野生水牛繁育放牧场”。
可想而知，在以往的年代里，水牛太有用了。崇明岛西端有牛棚港，而东端裕安镇的原名就叫“牛棚镇”——这些地名如今听来似乎不雅，但对早年的崇明人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据施勋《牛棚镇的牛》考索，牛棚镇最初是光绪年间由张丕扬在此垦荒开始的，他当时还从官府手里以低价买下了大片岸外芦荡、滩涂，这些滩涂水草丰美，是放养水牛的天然牧场，他发家后陆续建成20多间青砖白墙的牛棚，最多时存栏200多头牛，“牛棚镇”由此而来。
崇明的水土似乎特别适合水牛：国内各地成年水牛一般体重500-650公斤，而崇明本地的水牛要壮硕得多。港沿镇一位老牛倌茅慧元养的一头5岁大公牛重达900多公斤，而牛的寿命可达20多岁，这样长下去，超过1吨都不成问题，据他说：“崇明有滩涂、湿地、芦苇荡、密布的小河，这些都是水牛的最爱。咸淡水交汇处，水和植物中富含矿物质，水牛吃得好，所以个头大。”
由此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何崇明以白山羊著称？原因恐怕也在于：崇明在漫长的历史上不断泥沙淤涨成陆，而广阔的滩涂、湿地由于在江海之交，起初土壤里的盐分尚未排干，还有待改造为良田，但却非常适合放牧。崇明八大国营农场，有不少都是在围垦之初先建畜牧场，如新海农场的前身就是新海畜牧场，这不是偶然的。
江南湿热，原不适宜养羊，著名的“湖羊”是宋室南渡时，将黄河流域的绵羊带到江南，利用当地野草和蚕沙桑叶饲养，经过漫长的风土驯化，才培育成耐湿热的著名品种。由此推想，崇明之所以能出产良种白山羊，也是这一方水土的气候、资源和一代代人努力驯化相结合的产物。
在沙洲土地充分开垦为熟田之前，崇明的先民可想长期都生活在湿地环境中，尽管在历史上充斥着人们垦辟荒滩、田土涨坍不定的艰辛，但湿地其实是生态资源极为丰富多样的聚宝盆，种类繁多的各种食物、材料都触手可及。这里不仅适宜放牧水牛、白山羊，咸淡水交界的沼泽地里还有大量螃蟹、鳗鲡，当然还有水仙花——所有这些崇明特产，其实都是湿地生态的产物。
只是在不断围垦之后，崇明人逐渐远离了那样的环境。早在1960年代，因为滩涂资源在数度大围垦之后日渐减少，无处放牧，县委、县政府及市农垦局就曾紧急发文，把原先的畜牧场向外迁移：东部的迁往东滩，中西部的迁到西端的老鼠沙（今绿华镇）。到如今，我们终于见证了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消亡，连水牛也变成了濒危物种。
现在，是时候回望这段历史，从生态的角度重新认识崇明文化：一代代崇明人都以垦拓精神激励后人，这当然值得记取，但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被视为崇明特产和标志的那些事物，都离不开那个多样、丰富、充满活力的庞大湿地生态——那不是一个有待征服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