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期一些年轻人当中兴起了一股“戒手机”的风潮，甚至不惜花钱断瘾。有人花上百元上网买一个手机锁，不到规定时间自己也不能打开，自己“折磨”自己。而在网络上，戒手机App也开始涌现。这就出现了很吊诡的一幕：下载一个App，目的是让自己不用App。
这类似一种左右互搏，对手只有自己，人的自控力如果弱到需要砸钱来加强的程度，就难免有一点喜剧和荒诞。更何况，在一个买菜、挂号、交作业都离不开手机的时代，很难想象戒手机有多大实际意义。
结果虽然大体可以预知，但这挡不住戒手机者的自我感动，以及某种舆论上的赞美。大概总有人觉得这是一种“夺回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在技术宰制环境下的觉醒，是对代码等无属性之物的拒绝，戒手机之后人们的生活就可以回归某种质朴状态。无论哪个时代，总会有人对古典充满想象和眷恋，这也给“前手机时代”带上了一层滤镜。
花钱戒手机，也有点类似一种今天的卢德运动，人们像是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人，把机器与技术视为带来痛苦的工具，要决绝地加以“破坏”。人们把自己的“失败”——虚度光阴、冲动消费乃至颈椎问题归咎于手机，戒手机也就有了感性层面的合法性。
其实，这或许也是进入了另一个牢笼，成了反向强调。就好像工业社会开启之后，湖畔诗人、田园之歌才会有特别的意义，一种高调的宣誓与“对抗”，恰恰“确诊”了时代症候。戒手机，越是大张旗鼓、成本不菲，越是说明我们再也离不开手机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手机社会”。
如果我们抛开某种思维预设，不带着对抗视角去看待手机，就能发现手机其实是很传统的。手机里的阅读、娱乐、社交等等，哪一个不是古已有之的需求？至于手机让人沉迷、影响健康之类的“罪状”，古人也有“玩物丧志”的说法，《老子》也说“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玩手机放到人类历史上看，恐怕也谈不上是一种叛逆。
其实，手机之所以受到诟病，就是因为它不留情面地去除了仪式的神圣感。本质上都是信息获取，但如果拿起一本厚重的书，无论有没有价值、看进去多少，这都是令人赞美的阅读，但在手机里看就只能算作“刷手机”；本质上都是娱乐，但围棋、象棋甚至麻将都有相当的认可度，一旦出现手机花花绿绿的屏幕，那当然是要被嗤之以鼻的。
从本质上说，手机和人类历史上的多数事物，其实没有多少不同，只不过它没有被时间锻造成不容辩驳的经典。也许多年后回望，就会发现戒手机的虚幻色彩：人们到底在拒绝什么呢，一种更有效的信息获取，还是一种更有趣的娱乐体验？
戒手机风潮的兴起，其中有价值的命题，或许是让我们去思索本质意义——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看书和看网络小说，去电影院和看短视频，觥筹交错的宴会和一场微信群里的讨论，这里面的前者一定都比后者高级吗？关注本质意义上的需求满足，就不会只在一个技术形式上做文章，对一个机器欲拒还迎、百般纠结。
因此，手机的功能也有理由被重估，它满足的很多“浅薄”“无厘头”“碎片化”“打发时间”的需求，是否真的都如字面般不值一提？对上述需求的评判，或许应该取决于它本质上指向什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