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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的作家杨潇，
过去当过14年特稿记者，
采访过郎平、昂山素季，
报道过网戒中心、中国文物走私链、和汶川地震，
被行业内称为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之一。
2018年他花41天，
以徒步为主，穿越1600公里，从长沙到昆明，
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之路。
还采访了9位旅行团的二代、三代。
他将一路上的见闻，
与80年前旅行团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写成新书——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有人评价其是当代的《西行漫记》。
西南联大称得上中国最牛大学，
旅行团中的不少成员，
在如今听来如雷贯耳，
但在当年他们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少年，
大多不曾见过中国的内陆。
他们日行40公里，睡猪圈，
一路提防匪徒，躲避虎豹，
却仍坚持采风、搜集民谣、勘探地质，
写出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还鼓舞了当时抗战的决心。
他们面对动荡、战火时的焦灼与勇气，
让不少读者泪奔，
“重走西南联大，
像是重新去抚摸一个国家的脊梁”。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杨潇，
跟他边走边谈。
“联大学子在路上，
梁思成、林徽因、丰子恺、沈从文也在路上，
它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
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
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
我要像他们一样，
在路上，重新发现中国。”
自述 | 杨潇 编辑 | 陈星 责编 | 倪楚娇 
重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018年，我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却陷入了很深的迷茫。
我从前是一名记者，写了10多年特稿，后来做过时尚杂志副主编，也拍过长视频。36岁这一年，我发现这一切都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我刚好读到一本书——《联大长征》。当年为了躲避战火，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被迫西迁，300名师生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到达昆明，与另外两路师生汇合，这才有了西南联大。
我读学生们的日记，看到他们被迫离开课堂，投入一段未知的旅程。我觉得这种状态和我很像。于是我决定和80年前的年轻人一起上路，找回自己的方向感。
2018年4月，我正式出发。
我准备了一个42升的登山包。
里面有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防晒霜，干衣机，干鞋器，电脑，洗面奶，羽绒背心，用得只剩一点点的牙膏，一个强光手电筒和厚厚的一本《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
我试图弄清楚，他们一路上的日常生活什么样？所见所闻如何影响着他们？他们又如何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到地方档案馆找县志
在站点和旅行方式上，我尽量跟他们一一对应。
他们从长沙去益阳是坐船，现在没有船了，我就坐绿皮火车。他们从益阳开始徒步，我也从益阳开始徒步。
每天走20-30公里，早上10点出发。每到一个地方，就到方志办、史志办去看资料。然后沿着城市走两圈，打卡学生日记里提到的重要“景点”。
我不仅要在空间上重走一遍，也期待跨过时间与师生们相遇。
长沙的湘江景色
长沙临时大学旧貌
故事的起点：长沙临时大学 我一到长沙，就去找长沙临时大学的旧址。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三所高校最先是在长沙组成了临大，随后才西迁改名为西南联大。
圣经学院的过去和现在
当时学校租用的是韭菜园1号的圣经学院，如今成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机关二院。
男生宿舍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位置应该在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和展览馆之间。他们当时洗澡，不是在宿舍屋檐下便是在露天的院子里，一个个都是古灵精怪的人物。
在南岳寻找联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停云楼”
如今的停云楼已经完全破败
文学院在南岳的停云楼，在这里“每人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煤油灯。”闻一多听着风雨声一夜无眠，金岳霖、燕卜荪在阳台上谈论维特根斯坦。
如今，房子已经完全破败，屋顶都是茅草和藤蔓植物，玻璃窗全部荡然无存。
长沙出现空袭
开学后第三周，长沙出现了空袭，一天来了4架战机，死伤300余人。炮弹落在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临时住所只有十米的地方。大家皆往地下室躲避。长沙成了一个伤兵的世界。
临大不得不再度西迁。布告一出，学生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是步行还是走海路”。
最后师生兵分三路前往昆明。
其中最艰苦的方式是徒步去昆明。这不是最经济便捷的方式，却是对抗战意志的极大鼓舞。另外两路需经过多个国家的殖民地。只有步行能实现，从中国到中国。
师生离开长沙不到9个月，长沙就在文夕大火中化为废墟。
湘黔滇旅行团的教师：李嘉言、李海峰、李继侗、
许伟橘、黄钰生、闻一多、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
千里迢迢去昆明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近292名学生。在11位带队教师中，最有名的要数闻一多。
闻一多虽只有40来岁，但特别显老，看上去很不能走路。好友杨振声戏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我在徒步的第二天就差点支撑不住。第一天明明可以负重走那么远，没想到休息后反倒直接崩盘。后来我一路上几次给背包减重，最后连肥皂都切成了两半。
特别有趣的是，旅行团似乎也在第二天崩盘了，按照计划他们每天应该7:00出发，但第二天一直推迟到了8:40才出发。
旅行团是按行军组织的，早上6:30起床，最晚8:00上路。这三百个人住哪里，安排多少个房间，借多少稻草来铺地，谁烧水，谁采购，谁做饭，一切都是有组织的。
黄钰生是管钱的。旅行团每人每日伙食费原本是2角，他将其提高到4角，经过的多为贫困地方，但是都会有养猪的，就可以买到猪肉。
“旅行团伙食班煮的红烧肉最享盛名，色香味俱佳，参加过旅行团的人大概都终身难忘……”其中随行的一名厨子，还是冯友兰家里的。河南的厨子，做面食特别好吃。
那时候打牌很流行，有的学生为了打牌，会走得特别快，先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先打牌，一边打牌一边等人来，这方面是很自由散漫的。
那会儿的学生都喜欢合唱，唱歌是最好的激发士气的方式。
晚年接受采访的黄钰生回忆说，“我们一路上唱着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还唱聂耳的歌。我们吃得很好，睡得不可能很好，有时牛舔我们的脖子，就在牛厩的旁边睡了。”
探寻80年前的旅行团足迹 安顺火牛洞是我重点打卡的“景点”。
当年为了利用回音丈量洞穴的大小，闻一多曾在此“高歌”过两曲，一首是经典的那不勒斯民谣《桑塔·露琪亚》，一首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胡安妮塔》。
我读着这些记述，对火牛洞有着无限的向往。
现在的火牛洞，已经更名为“犀牛洞”，洞口有红色油漆铁门把手，门没上锁，洞口是碎石和木料。我举着手机电筒的光，向里面走了几步，又退回来，无数恐怖的画面在脑海中划过，最后放弃了进洞的想法。
鹅翅膀大桥的现在和过去
当年旅行团来到的“鹅翅膀大桥”，是保存完好、全国修建时间最早的公路立交桥，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我就是冲着这座桥去的，但最开始只看到一座平平无奇的水泥大桥，后来碰见一个开小货车的小哥，他告诉我：“我们管它叫螺丝桥，二战前就有了。”
我立刻兴奋起来，心不累了，腿不沉了，噔噔往下冲，对比80年前的照片，这应该就是真正的老立交桥。
当年闻一多在这里掏出了铅笔画了一张素描。“鹅翅膀”三个大字，已经破损大半。大部分青砖都有一层烟熏过的黑色，好像战火还停留在上面。
北盘江的现在和过去
旅行团抵达北盘江的时候赶上了急流，江面宽不过四十米，水是黄的，很急，有很多的漩涡。
河上原本有一铁索桥，历经明清两代，新桥建立后发生事故，师生不得不坐船渡江。以篙撑船，逆水而行，算是此次旅行中最惊险的一幕。
现在的北盘江水位已经上升了15米，基本上激流都没有了。
青溪
旅行团在青溪曾投宿的万寿宫
沿路上我最喜欢的是贵州省的青溪。一条马路横贯东西，家家门口都有一小块空地，户户有花，没有车来车往，也没有集市和摊贩。这儿的人也都特别友善。
不知当地人是否知道，在光绪年间，这里曾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钢铁工厂，占地60亩，三个高大的烟囱，32件大型机械，全套在英国采购。但在1937年旅行团抵达时，这里只剩下三根烟囱。
铁厂、围墙、烟囱，历史就像一个大搅拌器，我们都只是在里头浮浮沉沉。
旅行团路途艰险，常遇雨后路滑
地点可能在镇远，也可能在关索岭
在路上认识中国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
进入贵州，旅行团对鸦片印象深刻。有一个学生写道“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百姓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吴大昌告诉我，“江浙和平津都禁烟禁得厉害，但一进到贵州，路边你就能看到他躺在那里吸鸦片，就如路边晒太阳者一样常见。”
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是“多习民风，考察风土”
按照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多习民风，考察风土”，旅行团成立了摄影组、地质组、采风组，还有民间歌谣采集组，闻一多是歌谣采集的指导。
负责歌谣采集的是刘兆吉，因为西南方言不通，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当地女性见到他们就跑掉了。
刘兆吉沿途上搜集的民谣，很原始很野蛮，歌词是“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他感到不适，但是闻一多却批评他，说他还是孔夫子的那一套。最后刘兆吉坚持了下来了，在1946年出了一本《西南采风录》。
当时的大学生，出身都还不错，没有见过真正的贫穷。在旅途中他们看到，很多农户在春节过后就无粮可吃，孩子失学在家。同行的师生们还目睹了农村抓壮丁，被绳索捆绑而去。
有一个学生，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内地，在旅行团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
还有一个学生，在临行前看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受到了刺激，后来他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成为旅行团的第一本著作。
旅行团中途休息，在盘县附近
这段旅途，算是他们的一个成人礼。他们甚至用“Grand tour（壮游）”来形容自己。
我又想着自己的青年时代。我把那些时间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是不是在电视节目、体育比赛，或是手机上浪费太多时间了？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与那两代人的巨大差距？
更多时候，我连这样问的雄心都不够。
旅行团到达昆明时受到热烈的迎接
老人是我最想感激的 沿路上遇到许多老人，我会挑眼睛有光的和他们攀谈。他们记忆力很好，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依据他们的讲述，就能重建一个城市。
我专门去拜访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唯一还健在的成员——吴大昌。他是北理工的退休教授，今年已经103岁了。
吴大昌今年103岁了
吴大昌所在小队
我第一次去找他，足足聊了4个小时。他还记得查良铮（笔名穆旦）一边走路一边轻声念字典的样子，念完一张，撕一张，等走到昆明，字典都撕完了。
他还记得，一路上大家的脚都起了水泡，校医教大家把针烧红消毒，从水泡中间穿过去，再留点线头在水泡上，避免再起。“同学们互相帮忙，自己有时候下不了手啊！”
他说自己的人生是5年、5年过的，41岁的时候检查出膀胱癌，做了切除手术，从此5年为一个节点，就这样，他活到了80岁，90岁，100岁。今年年初我去见他，他更精神了。
我在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
她的父亲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我还拜访了9位旅行团的后代。
很多旅行团成员都不曾和子女提起过这段往事，比如杨式德和黄钰生。
其实，杨式德从出发起就每天记日记，深紫色的硬皮本，封面封底都没有字。在1976年去世时，这本日记和他保留下来的联大校徽、学生证、同学互赠的小照片，一起沉睡在他的书柜里。
黄珏生的女儿黄满，是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才发现父亲写过一份两万多字的自传。他就是那位旅行团的大管家，是大家都尊敬的人，是“管事得多，挨骂得也多”的黄院长。
旅行团经过坝陵桥
互联网似乎把一切都拉平了 这一趟走下来，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互联网时代，好像一切都被拉平了。沿途的居民，似乎和你听着同样的歌，刷着同样的短视频，看着同样的电视剧。
但在其他层面，时间是不均质的。比如北上广的大面积拆迁似乎已经是历史，但在很多地方，它还是进行时，如果你再往里面走，它甚至还没开始。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生活久了，会经常忘记。
从盘县到富源的路上：胜境坊
新晃：县城一景
从楠木铺到马底驿：五里山附近，淌水过河的村民
你在大城市的路旁拦下一个人，会很不好意思，因为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好像每个人都奔着一个目的，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儿，时间也很宝贵。
在小地方，你跟人聊天，人家就会给你搬一个板凳让你坐下来，甚至请你吃饭。
我在青溪认识了一个人，我叫他“江哥”
我在青溪认识了一个人，我叫他“江哥”。我当时只是向他问路，他便热情地请我回头吃饭，我随口答应，却没想到他后来找了十几里地专门接了我去他家。他说在我眼里没有看到设防的东西，这很少见。
在路上，我似乎触碰到了已经在中国城市里消失的“附近”，或者说，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现实的路， 它还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 1938年4月28日，旅行最后一天。终于抵达大板桥时，黄钰生给大家带来新的袜子和精制麻草鞋。
年轻人“面孔是一样的焦黑，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身上斜挂着油纸伞及水壶、干粮袋。”大家唱着“it’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
一路走来，闻一多没生病没吃药，反而“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
而我是在2018年5月17日，到达的昆明金马碧鸡坊，买了支圆筒冰淇凌作为小小犒劳。
我后来才意识到，师生们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这中间有着官能与心灵的大变化，发生在抗战初年的此种变化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梁思成、林徽因，在做古代建筑研究调查，他们也在路上；丰子恺在浙大任教，向贵州逃命，也在路上；沈从文、巴金、茅盾、老舍、萧乾也在路上。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现实的路，它还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
部分图片由杨潇、杨嘉实、徐蓓提供，鸣谢《西南联大》纪录片片方
题图来源：《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