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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还有“取妻当如薛宝钗”之想。诚然的，宝钗是美貌，是端庄，是和平，是多才，是一般男子最感到“受用”的贤妻。如果你是一个富贵大家庭的主人，她可以尊重你的地位，陪伴你的享受；她能把这一家长幼尊卑的各色人等都处得和睦而得体，不苛不纵；把繁杂的家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奢不吝。如果你是一个中产以下的人，她会维持你合理的生活，甚至帮助你过穷苦的家计，减少你的许多烦恼。如果你多少有些生活的余裕，她也会和你吟诗论画，满足你风雅的情怀。她使你爱，使你敬，永远有距离地和平相处度过这一生。不合礼法的行动，不近人情的说话，或是随便和人吵嘴怄气的事，在她是绝不会有的。寻找人间幸福的男子们大概没有不想有宝钗这样一个妻子。也许由于过分同情于失败者，另有些人对于这一位标准闺秀竟认为是虚伪，阴险，奸诈，故意破坏了宝玉和黛玉的婚姻，非理地篡取了“宝二奶奶”的地位。有些《红楼梦》的批注者还要硬说是宝钗和宝玉先有了“苟且之事”，把她谴责诬蔑到极点。于是历史上“拥林”、“拥薛”成为极端的两派。《二借庐笔谈》曾记载过这样一段有趣味的故事——许伯谦孝廉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以为林黛玉尖酸，宝钗端重，此直被作者瞒过。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知己哉？况黛玉以宝钗之奸，郁来得志，口头吐露，事或有之。……况宝釵在人前必故意装乔，若幽寂无人；如观金锁一段，则真情毕露矣。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话《红褛梦》。他们这样的官司是永远打不清的。如果林薛二人不是都具备着在人心上相当的重量而各有千秋，《红楼梦》 这部大悲剧就不能成立了。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去爱慕着林黛玉吧！人类中间永远存在着把握现实功利与追求艺术境界的两派；一个人自己也常可能陷在实际福利与意境憧憬的矛盾中；林薛两种典型，正是《红楼梦》作者根据这种客观的事实所创造出来的对立形象。然而仅止于这样的说明是不够的。我们还须要更进一步去理解作者的心理。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于拜伦、歌德、普希金，中国的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或易卜生。从前中国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作家对于自己时代中的所谓“正派人物”，很少采取大声的诅咒或坦白的暴露态度；他们的写作常陷在一种很艰难的处境中。《西厢记》对于老夫人的不满，《三国演义》对于刘备侧面的描绘, 《水浒》对于宋江心理的分析，都是同样一方面表露微词，一方面承认他们的地位与优点。因为那本不是自己所喜悦的角色，但实际上又断乎无从取敌视的态度。只有逼使着自己更客观，更深人，以极其精细的技巧掘发出那些自居正统的人物的内蕴，并且指示出他们的命运。《红楼梦》中有两个这种风格的角色, 一个是贾政，一个就是薛宝钗。作者对于这两个人是以十分郑重的心情加以处理，在他和她身上，不能有一点任性与忽略。 《红楼梦》作者曾借湘云与黛玉联诗的机会，说出“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的话，足见他不满意于当时一般歌舞升平的正统文艺。对于自己的写作，在主观方面提出超越时代的宝玉黛玉的思想与风格；在客观方面，他随时指示出那时代主流力量之衰朽的现象，而决不为满清鼎盛的康乾统治而说教。宝玉黛玉违反时代的威力，自然是悲剧的主人翁；但另一方面，有些代表正统力量制造别人悲剧的人物，自己所立足的队伍，也在动摇、破裂，而同归于尽。玩火的王熙凤受了惩罚，无能而固执的贾政到老毫无出路，抢上岗位的薛宝钗也被牺牲：这样才表现出概括时代的全面悲剧。作者对于薛宝钗当然是作为林黛玉的对照典型面提出的。从一般的人的形象来说，作者使薛宝钗几乎赋有压倒黛玉的力量：她的容貌、品德、才智，不但处处可以与黛玉为敌，而且她取得被环境所推崇喜悦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美满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宝玉黛玉的反时代性之顽强，使人理解到在正统风格以外，还有更优越的灵魂存在。话虽如此，宝钗这人物的提出，毕竟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作者对传统的贤妻良母主义之为当时女性生活的领导规范，不能不加以尊重，譬如自甘淡泊而孀居教子的李纨，作者显然予以人格“完”整的嘉许。如果作者对于宝钗是根本鄙视的态度，她便失去了分裂宝玉的感情的资格。这里所谓宝玉感情的分裂，倒不一定是宝钗能从恋爱技术上去争取宝玉，而是宝钗那种完好的风格足以使宝玉彷徨留恋，不能专注于黛玉。更确实地说，就是宝钗和黛玉两种典型代表着两种时代——正统主义与浪漫主义；而宝玉是被第一种时代 的力量所羁绊，被第二种时代的精神所吸引。这样才使得他既不能全任性灵而飞跃，又不能安于现实而屈服，因此形成恋爱生活上时代差别的矛盾。这是作者对于恋爱问题和时代关联的正确理解，绝不同于许多传奇小说的庸俗作风，仅把两个女子的美貌程度之相等来作成恋爱纠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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