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认为患上“严重网瘾”的那几年，魏子韩觉得自己昏昏沉沉，总是莫名发火，在网吧一待就是一周。
可他说，自己从没被网络游戏控制过。“其实是想组织一个打游戏的团队，大家一起赚钱。”魏子韩把自己当时的举动比作一种创业。
2008年，学校的宣传栏上贴着“网瘾，让天才变魔兽”“网络游戏，电子海洛因”的海报。魏子韩路过时瞟一眼，不屑地走开。
辍学一年多以后，魏子韩被送进一家网瘾治疗中心。直到今天，他仍觉得“网瘾更像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而大众讨论网瘾的热情却前所未有得高昂。“精神鸦片”“若不重视网瘾将会‘断子绝孙’”“切莫让亿万青少年成为网络奴隶”的声音不绝于耳。网瘾一下变成了贴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争议性标签。
“其实战争的烽火早已硝烟弥漫，最早是父母们发起的自卫战争，接着是医生、教师、政府工作人员投身战争中。”纪实文学《战网魔》如此描绘那段日子。
网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网瘾是病，完全是无稽之谈。”从网瘾治疗机构出来的第6年，魏子韩依旧不承认自己得了病。
1995年，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一个心理学论坛上提出“网络成瘾”这个名词，并制定了“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7条诊断标准。从那时起，针对网瘾是不是病的争议开始了。没过多久，戈登伯格就声明，自己只是想开个玩笑，只是比照病态赌博的定义，编造了诊断标准。
“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1997年他曾对《纽约客》表示。
直到现在，网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也没有网络成瘾的相关论述。此后，该标准一直未更新。
十多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主任陶然却一直坚持“网瘾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观点。针对这个命题，他发表了70多篇论文。他为“网络游戏成瘾”制定的9条诊断标准被收录到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年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
虽然这份手册指出，网络游戏成瘾“缺乏定义标准”“缺乏流行病学研究”，值得进一步研究，不属于已确定的精神疾病。但陶然觉得，这就像网瘾入精神疾病的“草案”，“会在下一次修正后被纳入正式的目录中。”
他对记者说，当今很多人都不承认网瘾是一种病，根源是把精神病和精神疾病画上了等号，“精神病一般指的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
根据一份权威报告：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在陶然眼中，精神问题满足两条就能称得上疾病：导致社会功能丧失，例如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痛苦。
对魏子韩来说，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是从好学生一下沦落到差生的落差感。
“初中我是年级前五，高中打游戏，连中间都进不去了。”
那时候，他迷上了一款名叫《梦幻西游》的游戏。花上15元，就能在网吧待一晚上，之后他干脆就住在网吧里。
“几乎不和家里人说话，周围的人说我得了‘网瘾’，我不相信。”直到现在，他依旧坚持人是不会被物控制的。
要规范机构先要有治疗标准，制定治疗标准的前提是承认网瘾是病
被骗进网瘾治疗中心的那天，父亲对他说：“你爷爷住院了，我们去看看。”他被六七个人按着，被迫接受了一次电击治疗。
2004年，荷兰人凯特·巴克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欧洲首家网瘾诊所。
诊所推出了4～6周的治疗计划，所提供的网瘾治疗方案与治疗赌博和酗酒的方法类似，每天收费500欧元。两年后，有研究者发现，荷兰人的治疗已宣告失败。
201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在这项研究摸底的全国65家矫治机构中，最多的是“学校”，超过三成，其次是“非营利组织”“公司”和“培训机构”。“医疗部门”占比最低，只有4家。
报告显示，多数矫治机构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教育部门最多。然而，多家机构获批或注册的经营范围与网瘾矫治并不相关。
“任何只要想办网瘾矫治机构的人都可以办。”陶然有些愤愤不平。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电休克治疗，正是因为治疗网络成瘾的方法比较混乱，应该将网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由卫生部门统一收治。
他面前却是一个“死循环”：要规范机构先要有治疗标准，制定治疗标准的前提是承认网瘾是病。
几年前，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没有哪一家医疗机构是获批专门治疗网瘾的。对于其他并非医疗机构的，由其他部门审批，谁审批，谁监管。
在网瘾治疗中心时，魏子韩几乎每天都被送进电击室。他的伙食顿顿都是白菜豆腐。“没什么油，不吃就要送去电击。”母亲就在一旁默默监督。
一名“患者”告诉记者，“如果把现在的低频脉冲治疗仪比作30根针通电扎你，那‘第一代’电休克治疗仪就是300、400根针”。
“低频脉冲治疗仪所谓的二类保健品不过是个幌子，从本质上来说和电休克治疗仪并没有太大不同。”陶然说，接受电休克治疗后可能会出现头痛和意识模糊、心率不齐、认知损伤、脑部损伤等不良反应，对青少年必须谨慎使用。
这位研究者显得忧心忡忡：“电击治疗是有适应症的，主要是针对有严重自杀倾向、狂躁症、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除此之外都不能使用。”
他也不承认电击治疗是厌恶疗法，并非是用惩罚的方式让患者厌恶网络游戏。“它给人带来恐惧，恐惧只能加深自卑。”
陶然曾去德国考察过当地的网瘾治疗机构。维希尔网瘾诊所的治疗手段令人难以置信：艺术疗法，如绘画、舞台剧、合唱等；运动疗法，如游泳、骑马、静坐等；自然疗法，如种花、种菜、自己动手洗衣做饭等。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去治疗网瘾，你的监护人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陶然对记者说。
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从网瘾治疗中心出来后不久，魏子韩外出打了几年工，又开始抽烟、喝酒、上网。
有段时间，他总会想起当年一起接受治疗的姑娘，“用指甲刀割脉，流了一地的血”。
北京郊区的一家网瘾治疗机构，迎接“患者”的第一件事，不是电击，而是分配心理医生。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孩子大多也是被家长骗来的，不少人到这里，习惯先大哭一场。机构的应对办法是：让他们闹，闹到没劲儿了再说。
一个刚进入网瘾中心的孩子在哭闹后平静下来，被人带去做身体检查。
他体内铅元素被检查出含量超标。医生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注意力、感情和行为方面有异常。”
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显示，这个孩子打游戏时，与个体情感和需求相关的脑顶页使用偏多，而与逻辑思维和协调性相关的额页使用较少。
基地的心理医生王垒告诉记者，他们只开维生素，“如果有抑郁症的，会送到类似安定医院的地方去看，这只负责网瘾。”
这里主要的治疗都是围绕心理展开的。除了团体心理治疗，还有至少两次一对一交流的机会。平时除了军训，病人每天有5个小时左右自由时间。
当被问及攻击性强的孩子该如何进行心理治疗时，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模式，要给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
不仅是孩子，家长也是这里的病人，每人需要完成120个课时的学习。
基地里一条走廊的墙壁上，贴着一条标语，时刻刺激着走过的父母们：“任何成功都抵不上教育子女的失败。”根据该机构的统计，这些家长职业分布前三的分别是：公务员、教师、企业老板。
在韩国，网瘾治疗基地采用民间和官方合作的模式：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对全国所有小学的四年级、初一、高一学生进行网瘾检查。
对“潜在危险群”的学生，在本人和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市、郡、区青少年咨询支援中心接受咨询。
需要治疗的“高危人群”，则被要求与精神保健中心和合作医院联系，接受治疗，每人将支付30～50万韩元的治疗费。游戏公司也需要资助网瘾治疗，成立专门的网瘾治疗机构。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崔永生认为：“在国内让精神专科医院来做网瘾治疗，本身不太现实。”
他对记者说：“孩子的网瘾一旦上来，开放式的治疗很难控制，最少需要两三个月的封闭环境。”
以中国目前精神专科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看，他认为，“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这是个“切蛋糕”的老问题。“需要关注的疾病还有很多，孤独症1000万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孤独症训练中心，这该如何平衡？”
当谈到解决方法时，崔永生表示，要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网瘾治疗机构。
有时候，就连陶然自己也不知道以何种眼光，看待为之工作十几年的网瘾治疗中心。
“它像是医院，这个不用多解释。它又像是是学校，有很多心理治疗的课程，又是幼儿园，孩子心智不成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照顾他。它还有点像少管所，有很多孩子误入歧途，我们要把他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