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２００年底，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公元２０１年４月，两军再遇仓亭，首次会战不分胜负。操与诸将商议破绍之策。程昱献十面埋伏之计，劝操退军于河上，伏兵十队，诱绍追至河上，“我军无退路，必将死战，可胜绍矣。”操然其计。军分十队，由十员主力大将率领（曹操的大将真多），次日，十队先进，埋伏左右，预备次第截杀。中军许褚为先锋，至半夜，操令许褚引兵前进，伪作劫寨之势。袁绍五寨人马，一齐俱起。许褚回军便走。袁绍引军赶来，喊声不绝；比及天明，赶至河上。曹军无去路，操大呼曰：“前无去路，诸军何不死战？”众军回身奋力向前。许褚飞马当先，力斩十数将，袁军大乱，遂致崩溃。败退路上，曹军连续追击，十队埋伏，五次截杀，终使袁绍军马死亡殆尽。曹军完胜！
曹操为何军分为十，五次截杀，而不合十为一，一次聚歼？
首先，袁绍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万。曹操官渡之战时只能合军七万，张郃、高览所部及后来增添的军马也不会太多。所以，曹军兵力上不占优势。
然而，军队数量上是否占有优势并不是会战时决定胜负的关键，关键是双方军队的斗志，项羽的巨鹿大战就是最好的明证。袁军官渡之战大败后，两军再遇仓亭，首次会战不分胜负，袁军又是哪里来的斗志呢？令曹操十分沮丧的是袁军的斗志却是曹操自己送给人家的。
军队的斗志无非源于两点，必胜或必死。袁军自官渡大败之后已无必胜之志，仓亭首战的斗志源于必死。袁军的必死之志又源于官渡大败。官渡最后一战时，曹操军分八队，直冲绍营。袁军俱无斗志，四散奔走，遂大溃。溃败之速，以至于令袁绍披甲不迭，单衣幅巾上马（此时，正是北方的严冬季节，袁绍的病恐怕也是冻出来的）。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书中虽未明文杀降，七万杀死八万，这八万人自然不是战死的（当然，史书上明载曹操坑杀八万降卒）。有此先例不远，战场上袁军再也不会选择投降了。仓亭首战，双方出动的都是大军，混战中若一方败退，势难逃生，只有战成势均之后，双方才能各自鸣金收军。
官渡首战，曹军大败，为何曹军损失不大？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袁军的骑兵已基本追随颜良、文丑于地下；第二，曹军不是败于混战，而是败于弓箭，有一定的逃生距离；第三，曹军精锐，身强体壮跑得快。
仓亭首战袁军因必死而不敢先败，为什么追击到河上却败退了？
孙子曰：“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这段话的根本内涵是“不要把敌人的士兵逼到绝境，他们会拼命的，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要让敌人的士兵看到不用拼命也能生的希望。”曹操把本不占优势的兵力一分为十一，河上的曹军和五寨俱起的袁军相比，数量上已处于绝对劣势，然而这正是导致败退的关键之一。袁军人马分扎五寨，虽说“一齐俱起”，必有先后快慢之分，袁军不是精锐，素质不齐，数十里追击，必然是“劲者先，疲者后”，天明时分，赶到河上与曹军接战的袁军数量上未必占有多少优势。曹军本就精锐，留在河上的必定又是精锐中的精锐，此时人人抱必死之志，其凶悍必不亚于巨鹿大战时的项羽。追击在最前面的袁军，眼见曹军数量不多，却凶悍异常，挡者难生；后面有自己的大军，避者可活。袁军自官渡大败后，已无必胜之念，此时败退又无必死之虞，战必死，逃或可生，追击在最前面的袁军选择了生，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我们来放一段模拟电影，镜头位于河堤的前上方，远处遍野的袁军奔来，镜头下视，满是奔逃的曹军士兵正蜂拥上堤，突然，所有涌上河堤的士兵都站住不动了，一切变得死一样的沉寂，镜头拉近，士兵惶惑的目光。镜头后摇１８０度，奔腾的河水，晨雾中显得遥远的对岸，镜头下视，河滩上，排列整齐的曹军立于晨风之中，岿然不动，骑马站在最前面的赫然便是曹操，曹操拔剑出鞘，大呼曰：“前无去路，诸军何不死战？”纵马上堤，背后曹军如潮涌岸。镜头回视，堤上曹军转身，望向漫野的袁军，镜头拉近，曹军士兵面现犹豫之色，突然，一声战马嘶鸣，吸引了所有士兵的目光，一匹战马前蹄腾空直立，马上一将刀闪寒光，正是所向无前的勇将许褚，飞马下堤冲向漫野的袁军。突然，堤上的曹军爆发出一声震天的呐喊，刀枪齐举，势若山崩，如溃堤之水，奔腾而下。两股大潮渐近，轰然相撞。近镜头，许褚大刀翻飞，袁将纷纷落马，挡者披靡，曹军士兵如虎入羊群，砍瓜切菜，袁军士兵面呈惊恐之色，转身奔逃。袁绍提剑立于马上，声嘶力竭地喝阻着败军，无奈败兵如潮，竟被裹挟而退。
曹军既然能于河上击败袁军，为什么不集十面埋伏为一路，一鼓聚歼袁军？当真如此，则是示袁军以必死，袁军势虽败而力未衰，两军若生死相搏，胜负其实难料；曹军即使获胜，自家损失也必定十分惨重。最大的可能是，曹军付出惨重代价，袁军大部突围。曹军十面埋伏，各路埋伏人马无多，每次截杀可以示之以逃者可生，背后大军追杀，示之以战者必死，逐次消灭袁军于毫无战心的状态之中，令袁军先败于势。其次，曹军逐次埋伏可以接力；袁军一路奔逃，不得喘息，再败于力。
曹操、程昱能于仓亭首战之中看到袁军的战力之源，并找到最佳破解之策，不愧为兵家智者。其实，整个仓亭之战，资治通鉴只有寥寥数语：“夏，四月，操扬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破之。”全部战役过程，都是罗贯中自己设计出来的。所以，仓亭之战我们佩服曹操、程昱的军事才能时，更应该看到罗贯中不但是文学大师，更是一个军事家。后世如努尔哈赤、太平天国等常以《三国演义》为师而行兵，并屡获胜果，亦可见罗贯中的军事功力。
曹军将士如此骁勇善战，官渡、仓亭两次大战，袁军主力损失殆尽，且袁绍不久病亡，内部纷争，平定河北本应势如破竹，奈何更经六年，方才彻底平定河北？盖由官渡坑降之举，真是成也官渡，败也官渡（“败”字用的不甚恰当）。东汉末年，历经黄巾之乱，军阀混战，人口凋敝，空前绝后。曹操坑杀八万降卒，使得河北家家有丧亲之痛，户户有失子之恨，人人切齿，民心大失，士从民愿，操曰：“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曹操不省，河北义士之多，其本人的残暴居功至伟（由此可见，刘备收川的“中策”实为上策）。官渡之战，曹操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深层次原因本在于袁绍重敛于民、穷兵黩武，民心不顺。曹操若能放回八万降卒，袁绍虽得士卒之众，却难得士卒之用，军无战心则败，国失民心则亡，其理千古不易。若果能如此，平定河北只在翻掌之间！唐太宗李世民评价曹操时说：“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曹操不敢放回八万降卒，实由器度不足。
由曹操诗词《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曹操本有爱民之意，为什么会有徐州屠戮百姓、官渡坑杀降卒的行为？其实，若以常人之情看待曹操，也许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徐州屠戮百姓的行为。（近代一伟人，生于中华水深火热之时，闯荡于百姓离乱之秋，制衡国家于百废之际，留下诗词无数，然竟无一词半句念及百姓之难，苍生之苦，呜呼！不如古人之远矣！）
曹嵩、曹操父子情深非寻常可比，曹操少时任侠放荡，其父宠之；年二十，为洛阳北部尉，初到任，即棒责中常侍蹇硕之叔，若无曹嵩庇护，纵有十个曹操怕也没命了（曹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国家总理级）；行刺董卓，归乡举义，实同叛逆，祸可灭族，然操父嵩，以朝廷前高官之身，一没大义灭亲，二没划清界限，三无半句埋怨之词，竟倾家相助，纵观古今，为父者实无第二人！（想岳飞被捕之后，为一己之虚名，竟亲笔诱杀亲儿及女婿，同为人父，天差地别！难怪，岳飞死后，其部下及同僚竟无一人为其鸣不平者，其自私之极，人皆齿冷！后世统治者爱其愚忠，大书特书，另当别论。）以此之情，操父惨死徐州，曹操悲怒至极，极而致昏，昏而致暴，终致徐州大屠杀，所过残灭，鸡犬不存。曹操部下知此父子之情，是故无人敢谏，谏者必死，于事无补。曹操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后世也许能够理解他的残暴，作为一个政治家，立志天下的人，无论什么原因，如此残暴，愚蠢之极，不可原谅。
曹操先有徐州之屠，后有官渡之坑，东不能容吕布效“鹰虎”之力，西迫凉州诸将之叛，其器度比之汉高，远矣。至此，曹操虽然神武，其器度若此，终其一生，不能一统天下，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