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寓言：“有一先天瞎子想知道什么是太阳。有人告诉他太阳的样子像铜锣，于是他敲敲铜锣听到了发出的声音，日后他听到锣声就以为太阳来了。后来又有人告诉他，太阳是会发光的，跟蜡烛的光一样，他于是摸了摸蜡烛，知道了它的形状。一天，他摸到了一支短笛，认为那就是太阳。”视力正常的人都看到过太阳，但要你通过语言描述给一个根本不可能见到太阳的人听，并让他能获得和你一样的直观感知，那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言不达意”或“言不尽意”。
最早提出言不尽意命题的是孔子，《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说：“书不能把想说的都记载下来，而言语也不能把本意都表达出来。
对此，庄子有进一步的阐述。《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贵也。”庄子说：“世人所看重的道，载见于书籍。书不过是言语，言语当然有它的重要。言语之所以重要，因为是通过言语传达本意，但本意自有它的所指。本意真正所指，是不能够完全通过言语来表达出来的，而世人却因看重言语而记载于书。世人虽看重，而我认为不足以重要，因为它并非真正重要。”
庄子并非贬低言语文字的作用，也不是否定“载道之书”的重要，他本来就是能说会道的文学大咖，不单能“做梦”、可“逍遥”，其文风也是汪洋恣肆，词藻华丽，“著书十余万言”。庄子和孔子一样，看到的是“言语”、“言说”的局限，在“言”与“意”的关系上，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观点。而事实上，任何言语文字都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地表述出客观事物的全貌和真相，也难以完全准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如何平衡这种关系或者解决这一矛盾，庄子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思想，石破天惊。
《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渔，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筌，为捕鱼的网；蹄，为捕兔的工具，用以绊兔脚。庄子说：“渔网的目的是捕鱼，有人网到鱼后便会舍弃渔网；捕兔工具的目的是捕兔，有人捕到兔子后便丢掉捕兔工具；言语文字的目的是传达本意思想，了解了本意思想后便可以忘记言语文字。我怎样才能遇到忘记言语文字的人，并可以和他谈谈呢？”
庄子以“得鱼忘筌”和“得兔忘蹄”这两个寓言来比喻“得意忘言”，显然不是“过河拆桥”这种忘恩负义的意思。庄子强调的是：因为言不尽意，所以要透过言语文字去捕捉和领悟其本意思想；既然已经得到、悟得其本意思想，我们就不必拘泥纠缠其言语文字的表述。庄子认为，言辞虽不可或缺，但毕竟只是手段，一旦得意，便可忘言。
庄子的“得意忘言”命题，起初主要体现在哲学领域，至魏晋时期，陆机最早将庄子这一思想引入文学理论。此后，言意之辨成为当时文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并逐渐形成中国古典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主张和风格，“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诗、词、歌、赋佳作俯拾皆是，积案盈箱且各自精彩，相得益彰。陶渊明就是其中佼佼者。
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可是爱酒之人，诗名虽曰饮酒，但全诗无一字着酒，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其中物我两忘的超然脱俗，又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意，所以“欲辨已忘言”。
也正是有了诗词歌赋“意在言外”的张力，从而让读者对作品的欣赏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嚼之有味，亦如王夫之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也就是说，对于作者的作品，一旦诉诸直觉和想象力获得心理认同又或是全新感悟时，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得意而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