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为民是为官处事的一种重要品质。“勤政”，既表明了为政者的担当和责任，也是人民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和期望。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常用“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作为官箴，告诫为政者，人既为官，就应常怀无为而愧的操守良心，勤政实干，“早入晏出，奉公忘私，虽休勿休，恪勤匪懈”，具有吃苦在前的觉悟，提高造福于民的能力。《呻吟语》中说得好：“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一个人若任官职，就应勤于政事，甘于劳苦，经常用“勤不道苦”自警自励，念念不忘“为官之责”，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通过有所作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向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提出了许多勤政为民的良策嘉谋。《尚书》中说：“业广惟勤”，认为 “勤”是发展事业的惟一途径。明人所著《初仕要览》中提出：“初仕以勤政为首务，政不勤则百事殆。” 曾国藩认为：“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为要。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他对“勤不道苦”有着更深的理解：“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
宋代的范仲淹一生有志于天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体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担当精神。他无论何时何地，“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范仲淹在泰州为官时，征调民众四万多人，重修捍海堤。经过五年苦干，修成长约三百公里的新堤，不仅使百姓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百姓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时，适逢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他夙夜营救，“惟日夜谨事，与众协力”，带领民众疏导河渠，引水入海，与此同时，也努力赈济灾民。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田设立义庄，义庄收入用于救济家庭困难的百姓，此项善举传承长达八百多年。《宋史》评价范仲淹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王安石也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古有名言：“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处理政事的官员，不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全心全意放在第一位；不是把事成有功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方便百姓放在第一位。“为官一任”，给了官员施展才华的舞台，但要“造福一方”，还要真心实意地勤于政事，不辞劳苦为百姓操心、担责、排忧、解难，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更多福祉。若如此，则是自己之幸，事业之益，百姓之利。历史上凡是为政有道的官员，大凡都能“君子任职，则思利人”，在“勤不道苦”上知责履责，责尽心安。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殚精竭虑于蜀汉大业，担任丞相后励精图治，勤于军务，安抚百姓，明示礼仪，常常“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见利不贪，见美不淫”，坚持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直至最后“志决身歼军务劳”。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历来为后人所景仰，杜甫曾赋诗赞叹：“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唐代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引导百姓“凿井百口”，改变了长期以来饮用生水的习惯；释放奴婢，终结了“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落后风俗；重修孔庙，创办学院，带头破除迷信；组织劳力在城郊开荒垦地，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他的“称职在勤”，深深赢得百姓爱戴，“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
宋代的赵忭任越州知州时，吴越一带遭遇严重旱灾，他早晚操劳，部署救灾，采取了四种恤民对策：筹集救灾物资，制订救灾办法，收养孤儿，防疫治病，从而使“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曾巩为此写了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赞叹说：“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赵忭为官多年，“所至善治，民思不忘”。
元代的张养浩在陕西大旱时，受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他不顾年事已高，星夜赶赴任所，遇到饥饿的灾民就赈济，看到饿死的灾民就埋葬。到任之后，“凡所以力民者，无所不用其至”。张养浩在陕西做官四个月，从未回家住过，一天到晚忙于救济灾民，没有丝毫的懈怠，终因劳累过度卒于任上。消息传开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清代的陈宏谋为官三十余年，任经十二行省，每到一处，都要仔细了解民生风俗、地方利弊，继而革旧布新，解除民困。陈宏谋的勤政，尤以修水利、治水患最为突出。大至黄河、洞庭湖、海河、运河，小至乡县小河、湖塘，他都亲历治理。陈宏谋说：“吾辈居官，当事事从民生起见，计久远，不计目前；尚实事，不饰虚文，方不负朝廷为民设官之义，方不负此生读书济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