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个人，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只知道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却不知道新路该怎么走。对于自己要走的新路，也不是坚信不移或者心中有数，常常会犯错误或者打退堂鼓。他杀边让，屠徐州，向世家大族示威，结果把自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战袁绍，征乌桓，意志还不如荀彧、郭嘉坚定，堪称险胜。他那个最重要的政策——唯才是举，也迟至建安十五年
(公元210年)才提出。这时已是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本人也五十六岁了。可见曹操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然后纠错，然后再错。他的“法家寒族路线”，其实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曹操坚决主张国家的统一，并为此奋斗终身。国家要统一，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象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是皇帝。皇帝是谁并不重要。如果条件成熟，自己来当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没有，也不能有两个。他反对董卓，是因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于没有。他反对袁绍，是因为袁绍要把皇帝搞成两个。他坚持不退出政治舞台，而且在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的时候也不取代汉献帝，则因为“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为了国家的统一，他宁肯自己忍住，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来。
当然，要说曹操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即《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早在曹操刚刚迎奉汉献帝时，当时有个名叫王立的太史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皇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替代汉的必定是魏。能安定天下的，也只有曹氏。曹操听说这话以后，就让人对王立说:“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这事十分靠不住，尤其是“承汉者魏也”这句话，不大可能在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就有人说出来。不过该书所引曹操的话，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实。这个时候，曹操可能已经有了野心，至少这话他听了心里舒服，但他知道不能说。
不能说，不等于不能做。曹操迁都许县以后，便悄悄地开始由“奉天子”变成“挟天子”。这个转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早有预谋还是顺其自然，现在已经弄不清了。反正曹操越来越专横，越来越跋扈，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被尊奉”变成了“被软禁”，终于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发生了所谓“衣带诏”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