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玫瑰》是一盏灯。在这部影片的开头：手术台上，婴儿降生；一个护士正在学习为艾滋病人注射药物，人们屏息注视，她必须谨慎、精确，她不能出错；一个艾滋病人从医院狂奔而出，而同时，在手术室里，医生得知产妇就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镜头快速跳接，《黄玫瑰》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影片的关切不仅仅在艾滋病，它讴歌人的光荣，它探索和确认那些让人们克服恐惧、有情有义的精神品质，它点起一盏灯，把黑暗渐渐照亮，在光亮中，人们向对方伸出了手，直到阳光照耀大地，阳光把我们从情感上深刻地连接在一起。
在影片最后，那个执灯的人离我们而去。她是一名艾滋病防治医生，名叫邹笑春。实际上她并非虚构人物，在辽宁抚顺，就有这样一位名叫邹笑春的医生，她已经罹患癌症去世，但她的事迹广为传颂。
邹笑春这样的人就在生活中，我们的共同生活有赖于无数这样的人的尽责与奉献，人世有大信，正是因为我们确信邹笑春们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当邹笑春成为一个电影人物时，当她不仅是生活中自在的个人，而是被想象、认识和表现的人物时，她也对编剧和导演构成了考验，即使生活中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我们也未必能够赋予她充沛饱满的生命，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或她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跟得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接近、去想象。
所以，摆在这个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具有“善”的想象力、“美德”的想象力。
《黄玫瑰》经受住了考验。这部影片使邹笑春由一个真人变成了一个艺术典型，她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有着感人至深的说服力。人物不是某种抽象品质的符号，人物携带着她的个人史和社会关联，她之所以是邹笑春，是因为她在自己饱满整全的生命中经受考验、探索向好向善的路。所谓饱满整全，不是一味地追求性格的复杂和冲突，对善好的、自觉的人生而言，一个人的高远壮阔正在于他在诸多面向中追求并抵达了自我的整全。正如邹笑春，这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她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深情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以拯救生命为职志，同时无力地经受着自己生命的熄灭。编导者的想象力从来没有把她的不同身份割裂开来，没有在生命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价值中强分高下，在编导者看来，人对善好的追求和持守同时也是对人生整体的珍重和爱惜，是一种深邃的幸福。
这种幸福或许是所有人都能感受、都在追求的，但是，使得邹笑春成为“持灯者”的，是一种更高贵的品质，她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好人”，她有一种激情、一种坚韧绵长的信念，把善好推向更广大的世界——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然后，爱职业中所遭逢的人，爱那些不幸的人。这可能是累的、也可能是难的，没有人会爱上累和难，但是，正是邹笑春这样的人，他们坚信一个人对他人、对广大的共同生活的责任，在“推己及人”的艰难苦累中，一个人才能超越个人生命的虚无。由此，邹笑春成为了英雄——她不仅是一个尽责的、具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她深切地感动我们，因为她不仅是技术理性和责任伦理下的尽责，她使责任变成了自己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他人的情感关系，她确信，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无名的工作对象，她不仅竭尽全力维护患者的生命，而且使她周围的人们体认到生命的尊严和意义。
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们跟着她走向明亮的天地，我们渐渐地确信，生命绝非虚妄，生命的意义正如一盏灯，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由此守护社会、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这正是生命的善好完美，是一个人在广大世界中的实现，令人感佩、令人向往。
“以明德引领风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提出的希望。《黄玫瑰》正是一部感人至深地照亮明德的影片。它的根本经验其实是朴素的：在中华民族的基本经典《大学》中，开头一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大学》的论述中，追求至善的过程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正是一个人不懈追求生命的整全、不断向着更广大的世界承担责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始终举着那盏明德之灯，刚健而坚韧，深情而阔大，就像邹笑春，她走了，但她让更多的人有勇气有力量去拥抱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