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地方文献整理,不禁又想起“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这句老话。
当今社会,工作、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飞机、高铁,手机、互联网,使得人们对地理空间的感受有了很大变化。故家不见“乔木”,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城市风貌大同小异,语言、饮食、服饰之类好像也渐趋近似。唐诗中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如今,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关于国家、关于世界乃至关于宇宙的知识,对故乡的历史文化却往往知之甚少。能够唤醒人们对于“故家”“旧邦”情感的,除了恒久不改的山峦河流,可能就要数永远打着故乡烙印的地方文献了。
地方文献,或是当地人的著述,或是外地人写的与此地相关的作品。这些文献经受风雨洗礼、经过岁月沉淀,总是浸润着此乡此土的气韵,总能让此地的人们生发出“我从这里来”的慨叹,有时还能激发起“我向何处去”的思索。
近些年,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启动了地方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有省一级的,像《新疆文库》《江苏文库》《湖湘文库》;有市县一级的,像《广州大典》《衢州文献继承》《义乌丛书》。新近问世的《遵义丛书》,就在这种时代潮流之下应运而生。210册的规模,集遵义历代著述之大成,寄托当地人的乡愁,也为世人了解遵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源。
遵义的酒举世闻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遵义会议”更是广为人知,但这远不是遵义的全部。从《遵义丛书》中看到的遵义,无疑更加立体和生动。原来,早在汉代,遵义的先贤就有著作传世。原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三位清代知名学者,不仅都是遵义人,而且都来自那个名为“沙滩”的村落。遵义是中国的一部分,遵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理出版遵义的历史典籍,可以说是留住了遵义的文脉,也使得中华文化宝库更为充实丰富。如果各地都尽心尽力编纂地方文献,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那么集中华典籍文献之大成的“新《四库全书》”就具备了雏形。
地方文献,根植于乡土,记录着故乡事,满载着故乡情。地方文献的价值与影响不只局限于一时一地,它会融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脉络之中,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