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救济事业比较发达，官方有较为完备的防灾赈灾体系，民间社会成为救济活动的主力。在实施救济活动过程中，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而民间社会救济机构为获得众人的信任，募集更多资金，尤其重视公开相关信息。信息公开扩大了民众知情权，提升了参与者的积极性，推动了清代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
一、防灾赈灾活动中的信息公开
为防备灾荒，清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仓储设施，主要包括常平仓、社仓和义仓。从嘉道年间开始，常平仓和社仓日趋衰落，义仓地位日渐重要。义仓大多由地方官牵头设立，仓粮则主要来自民间捐助。每当某处义仓建设完成，主持者一般都要树立碑刻，公布仓储建设的源起、过程，如光绪元年（1875年）河南沁阳义仓建成，知县欧阳霖“爰序颠末，泐石以记”，并且“书捐户姓名于碑阴，而以所捐银数，并收支存放各款目，条分缕晰，备载于后”（《清代河南碑刻资料》第3册）。公布主要捐助者的捐款信息和支出信息，不仅可以褒扬捐助者，并且有助于民众对救助活动的监督。当然，碑刻这一载体，信息保留长久但难以记载详细信息，且刻碑成本较高，并不适用于持续性的救助活动。
清前中期的赈灾活动被称为荒政，主要由政府来完成。其间相关信息多由基层逐级上报，以便于上级的决策和监督，但也有部分信息对民众公开。每当灾害发生，地方官需亲自到灾区，“详细晓谕”，与灾民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同时还需上报受灾情况并申请救济，得到中央批准后，都会及时通知，遍贴告示于通衢大道，以安抚民心。为了增加放赈的公开性，扩大监督范围，清廷要求放赈的每一步都必须采用张榜通告的方式告知灾民，其内容包括清查户口时间、蠲免蠲缓数额、赈粮赈款数额等，放赈后还须将已赈户口、银米各数等情况公布于众。
光绪初年，华北地区遭受“丁戊奇荒”，这次特大自然灾害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因清政府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官方主导的救灾难以奏效，江南士绅跨区域的救助代替政府行为而成为赈灾的主力。因其是民间所为，所以被称为义赈。为筹集到尽可能多的善款，士绅群体开始利用在江南有较大影响力的《申报》等新式载体，于救灾之初便持续在该报发布劝捐文启。后考虑到劝捐之启、劝赈之文为数不少，但只有识字通文者方能阅读，义赈组织者将在灾区所见灾情绘制成图，如《河南奇荒铁泪图》，在江南一带大量印刷。他们认为此图一出，虽野老村夫、妇人孺子无不能阅，阅之也必有因之感动者。借此让更多人关注华北灾荒的危害，向经济条件较好、为善风气浓厚的江南地区传递灾区信息，募集救灾资金。在救灾活动中，他们将收捐清单和救助情况按旬登报，接受民众监督。这种借助报刊助赈的方式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速度，有助于义赈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
二、济贫活动中的信息公开
对贫困人口的救助是传统社会救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赈灾的不确定性相比，济贫活动具有明显的持续性，一般设有专门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长期的救助。从清中期开始，完全官办的济贫机构养济院已经衰败，比较有影响的济贫机构主要包括由官方牵头、民间捐资并管理的社区性的慈善机构，以及完全由民间建立的宗族义庄、工商业者的互助组织等。因其经费主要来自民间，济贫活动的信息尤需公开。
社区济贫机构是清中后期最重要的济贫机构，其间既有综合性善堂，也有专业机构如养老的普济堂、收养弃婴的育婴堂等。此类机构数量多，规模比较大，受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双重监督。为取得民众信任，获得更多捐助，社区济贫机构需将收支账目张榜公布，以后则逐渐发展为刊刻征信录。如同治年间江苏南汇县清节堂“堂中留养经费连外恤口粮，一切收支细款，年终造报榜示。费裕，再刊征信录分送”（光绪《南汇县志》卷3）。一些规模较大的救济机构还强调内部监督，如天津的广仁堂规定“每月由总董将用款核结照抄一本，送督理堂务各位传观，年终汇刊征信录，由督理堂务各位核盘无误”，将征信录交“助捐善士大夫众核阅”（光绪《天津府志》卷7）。
清代宗族内的救济机构主要是按照血缘关系成立的义庄。义庄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由家族内的富人捐献，成为全族公产。宗族内所有人均有监督之权，义庄的收支在宗族范围内公开。义庄对其每一款项的出入都有详细的账册，如苏州彭氏义庄每年义田的地租收入，主要用于缴纳田赋、宗族祭祀以及对贫苦族人的救助。这些收支“俱立册簿，分别四柱（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月终核结一次，岁终复总结一年出入之数，立一总簿，并录副本，一存庄内，一悬之公所，可备族中公同看阅”（苏州《彭氏宗谱》卷12）。
清代工商业者根据地缘成立会馆，根据业缘成立公所，互助活动是它们的一个重要职能，其资金由众人筹集，或由众人自愿捐助，或由行业强制抽捐。立碑是其常见的信息公开方式，光绪六年（1880年）苏州衣业《重建云章公所各庄捐款碑》，详列了服装业各铺户的捐款数额和各项支出。刊刻征信录也是工商业者互助组织的一种信息公开手段。在一般情况下，主事人借此机会将新旧规章条文、慈善组织创立缘起、沿革，倡办者姓氏功绩、历届管理人员名单，以及呈准注册之财产文契、立案之禀稿、官府告示等，汇集成册，一并付印。如光绪三年（1877年）刻印的《徽宁思恭堂征信录》，即包括徽宁思恭堂序、公议堂中规条、道光三十年（1850年）公议增订章程、会馆历年司总司事名单、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至光绪三年止收钱总数等（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三、民众知情权的扩大
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除传统碑刻、榜示等方式外，征信录成为清代社会救济活动最主要的信息公开方式。征信录出现于清初，嘉道年间随着民间社会救济机构的兴盛而大量出现，到同光年间社会救济组织建立的时候，一般都要刊刻征信录。它一般会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救助活动业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机构在日常活动中也有意识地收集整理信息。救济机构日用食杂，董事和司事要共同采购，不得私自采买，采购完毕后便登记账簿，逐日核算汇总，月终财务人员将本月收支和结余情况编成报表。每到年底，司年将经费数目汇总结算，并总结全年开展的救济活动业绩，刊刻征信录。上述财务数据的处理过程，保证了救助信息的准确性。随着清末报刊的发展，报纸以其发行量大、信息及时的特性，成为发布社会救济活动信息的又一工具。借助报刊等媒体的推动，社会救济信息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传统救济活动以官办为主，对救济活动的监督也以各级机构为主，对民众的知情权关注不够。清中后期民间社会日渐活跃，不仅在济贫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救灾领域也表现出色。随着社会救济活动规模不断扩大，跨区域资金流动增多，民众捐献善款所占比例不断提升，民间社会对救济机构建立征信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征信录也应时而生。征信录原是为“征众信”而刊布的，社会救济机构通过编印征信录将相关信息公开，以取信于公众，不仅捐助者能够获取较为详细的经费收支信息，民众的知情权也有了显著扩大。
信息公开是社会救济活动产生公信力的基本途径，知情权是履行监督权的基础，捐助者了解自己捐款的使用情况和效果，才愿意付出更多捐助。清代社会救济机构的信息公开，既有利于保证救济活动的廉洁高效，又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使民间社会救济活动在清中后期获得了较快发展。当然，囿于自身人力、财力以及当时技术层面等原因，清代社会救济机构还存在信息公开不及时、公开范围有限等不足，但信息公开无疑是这些组织管理进步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