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入主成都的刘备，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凶狠的汲取体系，全力搜刮益州民众。
这套汲取体系，来自刘巴与诸葛亮等人。
据《三国志.刘巴传》裴注记载，刘巴在这一年向刘备献上了一条荼毒益州的毒计：
“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大意是：刘备苦于军用不足，刘巴建议实施两条政策，
第一条是铸造一种“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旧蜀五铢；第二条是由政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政府的波动。刘备采纳此计，很快盆满钵满。
刘备发行的这种“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钱上的文字显示，它们或在成都铸造，或在犍为郡铸造。
而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期所铸蜀五铢钱，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者较为常见。
也就是说，刘备所造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他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从民众手中汲取了三十倍上下的财物。
直百五铢钱，重8.46克保障这种高强度汲取政策顺利推行的，是由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
建安十九年，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亦即在汉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这套东西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对它的大致面貌，《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中有载：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大意是：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民众的严厉盘剥，益州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
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最初也未能理解这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跑去跟诸葛亮提意见：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法正建议诸葛亮，学学汉高祖刘邦入关的做法，简简单单“约法三章”，不要搞大部头的律典。毕竟刘备是外来政治势力，应该先用宽大政策，来笼络示好本土势力，获得他们的支持。
诸葛亮的回复，深得商鞅、韩非之道。他说：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
大意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汉高祖当年不同。秦实行暴政，征敛汲取无度，豪族与庶民都活不下去，所以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汉高祖得顺应这股潮流。但刘璋父子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豪族合作，与他们共享权力与利益，结果导致刘璋父子与这些豪族之间，已不存在“君臣之道”。有刘璋父子的宠信在前，我们再拿官职、爵位、财富笼络他们，就显不出区别，没有意义，他们也不会感恩。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严刑峻法。
用刑罚来威吓他们，被法条狠狠地修理过，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君主的恩典；用地位来诱惑他们，被阶层难以提升折磨过，他们才会懂得官爵的获得有多荣耀。简言之，益州的豪族和庶民们之前的日子过得太好了，这回要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很多当代学者把诸葛亮说成“依法治国”的模范，自然是在扯淡。
哪些人可以无法无天，哪些人不可以乱说乱动，他心中其实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法正在蜀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跑到他那里，要他主持公道，他的回复是：从前主公落魄，多亏法正帮忙才有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干嘛不让法正随心所欲呢？另一位得庞统、法正推荐，而被刘备重用的彭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也想随心所欲，于是“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却被诸葛亮打了小报告，在刘备跟前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导致失宠。法正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雍州人，纵容他乱说乱动不会妨害刘备集团针对益州的汲取政策。彭羕不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益州人，纵容他乱说乱动，等于增强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声望，有可能将他推上“益州本土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地位。一切都得为汲取让位。
能否维持高强度的汲取，是蜀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
限于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政权人力、物力汲取体系的全貌
（曹魏政权的汲取体系参见前文：《曹操治下的民众，生活相当悲惨 | 短史记》）。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钱”，还发现了诸葛亮、刘禅执政时代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由此可以断定，滥铸货币这种残暴的敛财手段，是蜀汉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之所以不断更新钱名，是为了应对民间的“盗铸”行为）。
诸葛亮在建兴六年有能力出军北伐，与“太平百钱”这种敛财手段，当有非常直接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晚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这种“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一路下跌至1克，极端者甚至不足1克。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敛财力度变本加厉。
蜀汉“太平百钱”，重1.45克为了维系这种变本加厉，除了以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种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
平等的贫穷。
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民众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民众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这种平等，契合了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被压迫、被剥削而带来的不满。
诸葛丞相家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足以让很多人忘了“直百五铢钱”与“太平百钱”带来的伤害。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写道：
“（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可惜的是，诸葛亮死后，刘禅放飞自我，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苑。“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吴国使臣薛翊之语）的民众，开始怀念诸葛丞相，“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