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处西亚的现代国家，以色列位于地中海的东南岸及红海亚喀巴湾北岸。位于亚洲的西端，向北进发可至欧洲，西南又与非洲大陆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贸易之路上都占据有一席之地。由于犹太人国土历史的复杂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文献中，现代以色列拥有过不同领土区域和名称。而一个特殊的地理性名称“黎凡特南部”，一般作为学术界对于不同时期古代以色列的代称。
20世纪30年代，尚未建国的以色列就有关于发掘出中国瓷器碎片的记录，如今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的地下档案室里还贮藏着美国和英国考古远征队发掘出的中国青花瓷碎片。时至今日，近一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在以色列进行了无数次规模不同的考古发掘，也有越来越多的瓷片被鉴定为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瓷片。结合我们所掌握的已经发表和一部分未发布的资料来看，至少有17个遗址出土过中国瓷片。而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目前收藏于以色列国家文物局、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希伯来大学、雅法考古博物馆、拉姆拉博物馆及一部分考古挖掘者手中。
在以色列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虽然不多，但对于以色列学者来说，这些瓷片意义重大，价值连城。这些中国瓷器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黎凡特南部，成为当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虽然中国瓷片的出土量有限，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发现其品种的多样化和历史文化信息的丰厚。虽然无法确定是谁将这些中国陶瓷运到了黎凡特南部，它们又经历了多少磨难和艰辛，但是通过分析这些瓷片与中国港口遗址瓷片对比，结合文献证据，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大部分在以色列被发现的中国瓷器是海上贸易的货物。
根据中国瓷器类型学的时代特征，在以色列出土的中国瓷片大致可以区分出晚唐至五代、北宋和南宋三个历史阶段。所有可划分到第一阶段的碎片，以越窑为主，应该在不早于9世纪到达黎凡特南部地区。根据中国挖掘出土的文物实物、中国窑口遗址土层的划分、西亚地区的中国瓷片文物的对比等多方面数据，中国陶瓷大规模出口直到9世纪才开始。从相邻国家区域出土的瓷片分析来看，埃及的福斯塔特和约旦的亚喀巴遗址中的中国瓷器的年代最早都不早于9世纪。第二阶段的中国陶瓷大致断代于北宋时期。11世纪初的陶瓷，在瓷片质量方面没有特别显著的发展，然而在11世纪下半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开始发展。耀州窑和定窑也于这一时期开始从中国出口。这一阶段发现的瓷片品种的多样性和数量不断增加，这符合宋代制瓷业本身的发展。第三阶段大致断代于南宋时期，主要以龙泉青瓷和青白瓷为主。龙泉窑青瓷的发现也对应着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同时期的龙泉青瓷发现。与前期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瓷器产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出口至当时黎凡特南部地区的中国瓷器的功能，可以通过同时代的阿拉伯历史文献资料来一探究竟。文献资料中，这些中国的瓷器定义颇为广泛，除了作为权贵阶层享用的奢侈品，或是外交礼品，有时可作为特定仪式的礼器用品，破损的瓷器研磨成粉也可以入药，甚至作为检验毒性的工具。此外，陶瓷不仅因其功能性还因其独特的质地、形状和装饰而被流转。看来，当时的西亚地区同样赞赏中国陶瓷的艺术特色。
以色列出土的所有中国陶瓷碎片的器型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样的对比。在以色列发现的所有瓷片根据其釉面和弧度，都是开放式器型，以碗和盘为主。除此之外，一件来自阿卡古城的瓷片通过对弧壁的观察更像是中国的洗或笔洗。还有一件也同样来自阿卡古城内的遗址，是在以色列迄今发现的唯一完整器。它是一个小盏，主要用于饮茶的小杯。其大小通常小于盛装米饭的小碗，又大于白酒的小杯。由于唐宋时代饮茶之风的盛行，盏也是中国瓷器中较为常见的器型。
一些瓷片上包含了本地陶瓷非常不同的纹样设计，无论对古时生活在黎凡特的居民来说还是现代以色列考古学家，这背后都有着充满异域气息而又十分迷人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在阿卡出土的龙泉青瓷莲瓣碗，莲花与中国佛教意义的相关始于南北朝时期。然而，伴随着佛教的本土化，陶瓷中的莲花形状开始脱离宗教，在宋代逐渐成为高贵品格的象征。出土于阿卡古城的耀州窑瓷片上有着清晰可辨的缠枝团菊团，这种缠枝团借鉴了金银花、卷曲草等波纹图案，又融合了汉代陶器和漆器的中国传统云纹，是一种中国独特的交错图案，这种纹样是耀州窑，特别是北宋中期到晚期产品的一个主要纹样特征。还有拉姆拉出土的一片白瓷上可以隐约看见菱花口盘的边沿，花卉图案是以一个花瓣两侧为中心两个对称弧形，形成菱花的形状，始见于唐代并在明清时期变得更加流行，丰富了器型边沿的多样性。另一片出土于拉姆拉的瓷片保持了荷叶碗大气的边缘。在唐代，金银产品运用了这种优雅荷叶边的形状，逐渐为越窑、邢窑、长沙窑等许多窑口所效仿，成为唐代至五代十国时期，瓷器最具标志性的器型之一。
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夏鼐先生介绍到中国并引发讨论的来自埃及福斯塔特的中国瓷片不同，以色列出土的中国瓷片对于中国大众乃至学术界至今仍然比较陌生。而这些中国瓷片的出土能够引起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及当时黎凡特南部所扮演的角色等多方面问题的讨论。从公元九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无论是作为出口地的中国还是商品行销地的黎凡特南部地区都经历过政治和社会动荡，但瓷器的进出口却并未完全中断，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从地理特征上，以色列发掘出的中国瓷片主要分布在港口城市和内陆定居点。而这些遗址依据功能又分为：农村（各种规模的村庄和农庄）；城市和半城市（城镇，城市及相关综合体）和军事据点。阿卡古城挖掘负责人认为，“至少在阿卡发现的中国商品不仅仅是运输中的产品，而且还被当地居民使用和保存”。同时中国瓷器的出现也可以作为判断一些居民的富裕程度或该遗址位于主要商业道路沿线的依据。而在军事堡垒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可以推断为当地军事人员或高级成员的私人财产。而同样作为公元十世纪埃及法蒂玛政权在黎凡特南部的地区首府，拉姆拉发现的中国瓷片数量在两个地区首府之间明显多于提比利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拉姆拉更加靠近埃及的地缘优势。
阿拉伯作家的著作和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献记录表明，瓷器是极其珍贵的异域商品。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录，隋唐时期的大多数瓷器都被赠送给出访使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并不是贸易商品。然而，在公元九世纪后的晚唐之后，几乎所有的出口陶瓷都具有贸易商品性质。显然，在以色列挖掘出土的这些中国瓷器属于后者。
一些学者认为，仅仅发现中国瓷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甚至有学者认为“拥有中国瓷器的社会就是一个懂得并能精致划分高级进口商品的社会”。长期以来，围绕伊斯兰陶瓷仿制中国陶瓷学界一直有着大量的探讨和研究。
大批量的中国瓷器多半出土于今天的伊拉克、伊朗和埃及等待伊斯兰权力中心地区。黎凡特南部地区由于历史上一直作为不在权利最中心的行省身份，使得以色列出土的这些瓷片可能只是丝绸之路上贸易流通的模糊回响。尽管只能以残片的形式存在，但它们仍然是对贸易研究具有相当重要价值的文化材料。与此同时，这种稀缺性和较为广泛的分布也表明了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在当时带有的奢侈品属性。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商品，中国瓷器早已被证明是讨论国际贸易及历史发展的有效工具。对于以色列来说，对进口瓷器的研究也是了解商贸与其所出土地点关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