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斜徐路：中国民族铅笔工业的产房》中提到过，肇嘉浜路本不是路，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浜。肇嘉浜一度成为法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线，北岸系法租界修筑的徐家汇路；南岸乃华界修筑的斜徐路。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治理肇嘉浜，经过3年施工，全线填平，共耗资754万元人民币。而河浜两侧的徐家汇路大部分和斜徐路则合并成肇嘉浜路。原居住河边的1704户居民迁入漕溪新村。那么不少在当时开设在肇嘉浜两岸边上的工厂，随着两条姓“徐”的路并入肇嘉浜路，其门牌号码也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即原来是两“徐”路多少多少号，现在叫肇嘉浜路多少多少号（抗战胜利后，中国铅笔厂并未回到斜徐路原地，而是移至东汉阳路；上海铅笔厂所在的位置恰巧没有并入肇嘉浜路，所以仍然在徐家汇路上），譬如原来位于斜徐路上的“五洲固本药皂厂”、位于徐家汇路上的“中国唱片厂”等等。无意之中，肇嘉浜路干了鹊巢鸠占的事情。
“雄”冠国内唱片业的唱片
肇嘉浜路很长，从东头的瑞金二路（北）瑞金南路（南）起步走，闲庭信步一路经过陕西南路、嘉善路（北）大木桥路（南）、襄阳南路、太原路、小木桥路、岳阳路（北）枫林路（南）、乌鲁木齐路（北）东安路（南）、高安路、吴兴路、宛平路（北），来到徐家汇公园。公园深处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幢小洋房。走近发现小洋房红瓦坡顶，四周墙面砌红砖，一身红，因此上海人叫伊“小红楼”。小红楼原属于百代唱片公司，底楼是录音棚及歌手休息的客厅；二楼是音乐编辑们的办公室；三楼是公司老板、法国人乐班萨的起居室。因为小红楼曾经见证了中国流行乐坛近百年历史沧桑，曾经录制了许多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唱片，曾经接待了不少对中国音乐发展举足轻重的人物，乃中国唱片史的标志性建筑，所以在2002年徐家汇绿地改造时，小红楼作为百代唯一的历史遗迹保留了下来。
百代公司的前身系柏德洋行，于1908年由乐班萨创立，专门代理法国百代公司出品的各式留声机、唱片等，经营地址四川路（今四川中路）99号。1910年4月改名为百代公司。1915年初，乐班萨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厂址选在徐家汇路1099号（今肇嘉浜路1434号），两年后工厂竣工投产。作为中国第一家唱片厂，以生产钻针粗纹唱片为主，片纹由外向内，片心处印有鲜明、红色的“雄鸡”商标，那就是俗称的百代“红片”。从此，红色的“雄鸡”商标声名远扬。而唱片制作本土化，令百代公司的事业驶入了快车道，每年有大量新唱片推向社会。为了开拓新的市场，百代公司不断在新录制、新发行的唱片中加入新元素。1927年，黎锦晖开始创作一种全新风格的歌曲，既适合人数日增、充满活力的城市居民欣赏口味，又带有比较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这是中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发端，开山之作为《妹妹我爱你》和《毛毛雨》。两首描写爱情的歌曲，由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首唱后，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一夜走红。生意经嗅觉灵敏的乐班萨对此现象及时做出反应，力邀黎明晖前来录音，并由百代公司以“特别新曲”名义于1927年12月15日发行。该唱片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流行歌曲唱片，为中国唱片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经历了20年的经营和发展，法商东方百代公司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集生产、发行、销售于一体。百代唱片不仅畅销国内城乡各地，且远销中国香港及南洋、北美等地的华侨居住区。
正当乐班萨打算更上一层楼大干一番时，法国百代公司却于1929年在世界电影市场上遭到挫败，进而倒闭。结果殃及乐班萨，并由此终结了法商东方百代公司的历史。乐班萨被迫拱手让出公司所有权。而新上任的管理者还未来得及展露身手，就被一波世界经济大萧条击倒，法商百代公司元气大伤，难以为继。1930年，法商东方百代公司被英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收购。至此，一家在香港注册的新的企业诞生。鉴于百代唱片品牌影响力，新公司决定继续沿用“百代”名称，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英镑。另外新公司除了仍然大量生产“雄鸡”商标的百代唱片之外，还从高亭、蓓开接受订单，为其制作唱片。因为新公司实力雄厚，所以其设备、规模比乐班萨时更为充实，产品种类进一步拓宽，增加了无线电收音机的开发与生产。1931年，英国留声机公司兼并了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组成英国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即EMI）。之后，新公司将原来设在圆明园路19号4楼的总发行所迁往徐家汇，同制造厂合为一处。为了保持连贯性，新公司的习惯称呼照旧、主营业务照旧、商标也照旧，还设立了老唱机修理部和唱片调剂处。20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职工人数上千，年营业额约为法币100万元，当之无愧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许多大牌歌星都以能在小红楼里录制唱片为荣。随着国语流行音乐逐渐兴盛，唱片销售一片繁荣。作为唱片业龙头老大的百代，录制的唱片种类最多、最受欢迎，几乎囊括了流行音乐唱片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打开当时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可看到百代的大幅广告。而沪上的一些广播电台，也几乎不间断地在播放百代的唱片。百代唱片销售量曾创下一个月超过10万张的记录。那年月该公司的宣传广告语是：“当代名歌全归百代，影坛俊杰尽是一家。”沪上流行歌坛最负盛名的歌星如周璇、白虹、姚莉、李香兰等，均隶属于百代旗下；红透半边天的影星如阮玲玉、胡蝶等，也纷纷前来为百代一展歌喉。1931年，聂耳开始在百代公司担任音乐编辑。而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插曲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于1935年在小红楼里录制的。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甚至21世纪，国内很多音乐人依然将小红楼作为录制唱片的首选。像陈燕华的《燕子姐姐讲故事》，罗大佑《恋曲2000》里的弦乐、合唱部分，巩俐的第一首歌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插曲等等。
抗战期间，日军接管百代公司，委托日本蓄音器商会实施管理。百代由此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对外仍旧悬挂“上海百代公司”牌子，继续使用“雄鸡”牌商标，但“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的正式称谓被废止，出品的唱片底面打上了“大日本蓄音器”字样。抗战胜利后，英商收回了百代公司的所有权。从1946年至1949年5用，百代公司又录制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唱片。不过自1948年起，公司经营每况愈下，遍布全国各地的百代销售网络被战火撕得支离破碎，营业额也大幅下滑。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扶持的公营大中华唱片厂于1947年9月投产，对百代公司造成一定的冲击。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百代公司即以唱片销路不良等为由，宣布停业。1952年1月，上海唱片厂在百代公司的原址上成立。之后，该厂对外称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
“固”守国货市场的肥皂
固本肥皂是许多市民至今仍在使用的国产日常生活品。其实追根究底，该牌子为舶来品，是1908年开设于斜徐路（今肇嘉浜路1001号）德商固本肥皂厂的主打产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人纷纷走上街头，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爱国热潮。趁热打铁，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项松茂在对国内肥皂市场的精心调研后，得出这是发展中国民族肥皂工业的大好时机，于是积极策划筹备自己办肥皂厂。1920年初，固本肥皂厂的德国老板和德国技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本国经济建设需要，应德国政府急召回国。而该厂虽然已被买办张云江接盘买下，并易名张云江肥皂厂，不过生产了一段时间，经营不善、业绩不佳，面临重大亏损。因此张云江四处寻找买主，急于早日脱手廉价出让。项松茂通过业内人士得知后，不免心动。但项松茂的一些同事却因前车之鉴，主张慎重考虑收购。项松茂力排众议决定用事实来定夺。他邀请在美国留学的制皂工程师，前往该厂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仔细查看后，专家认为该厂的锅炉供热、动力设备以及制皂机器均系德国原装进口，运转良好，无须多虑，只要做好今后产品销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且制皂机器还可用于制药，实为一举两得之生意。意见统一，收购敲定，最后项松茂以12.5万两银子同张云江谈妥买下。 1921年9月，项松茂将工厂正式更名为“五洲固本药皂厂”，并正式开工生产。产品商标名称采用“1+1”的形式，即项松茂原有企业名称“五洲”，加上德商原有产品名称“固本”。结果一个崭新的“五洲固本”牌肥皂横空出世。不久，项松茂又陆续收购了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等企业。为了扩大肥皂的生产规模和产品种类，项松茂还先后注册了“西美女”、“高花”、“玫瑰”、“绿树”、“兰花”、“富贵白头”等牌子的商标。
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后，洋货大举入侵，英商“祥茂”牌肥皂充斥国内市场。而民族企业不甘落后，奋起直追。项松茂创办的五洲固本肥皂厂，就是中国最早由民族资本经营的一家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制皂厂。1921年“五洲固本”肥皂上市后，便迅速畅销全国各地，家喻户晓。因为“五洲固本”肥皂产品质量优良、价格适中，引来国内同行的仿冒，且费尽心机炮制出诸如“玉州固本”、“五洲国本”、“五洲因本”牌等各种似是而非、仅仅一字之差的商标产品，对“五洲固本”牌产品的销售带来极大冲击。更为严峻的考验来自洋商同行的激烈竞争。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雄厚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很快成了五洲固本药皂厂的强劲对手。该公司在中国创立时间较早，生产的“祥茂”牌肥皂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有着较为稳定的基础。但为了遏制中国民族制皂工业的发展，英商经常采用削减产品原料、压低产品售价等最为原始的竞争手段，来迫使国内华人同行因无利可图而自行放弃。同样，英商眼见“五洲固本”肥皂销路日长夜大，便使出类似花招，企图强逼新生的五洲固本厂改行或关门。面对英商咄咄逼人的攻势，自1924年起，五洲固本厂的账本上出现了一定的亏损，但项松茂采取堤外损失堤内补的策略，将其旗下的五洲药房生产销售的“地球”牌药品的部分利润，补贴给“五洲固本”牌肥皂。如此，“五洲固本”肥皂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没有被英商扼杀，艰难地生存下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内肥皂市场销售形势突起变化，英商的“祥茂”牌和国货“五洲固本”牌这两大肥皂生产厂家，均由于日军的大举入侵而受到极大影响。不过经过几番价格、产品和商标的较量，英商的“祥茂”牌肥皂始终未能压垮五洲固本厂的“五洲固本”肥皂。太平洋战争前夕，为了保证五洲固本厂可正常生产，该厂高层曾经考虑向美国特拉华州呈请注册，挂美国企业牌子，以免遭日本的毒手，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日军的魔掌。工厂被日军占领后，“日脂社”的日商蛮横要求项松茂的儿子项绳武实行“中日合作”，共同生产肥皂以及使用“五洲固本”牌商标，且威胁道：若不合作，就将厂房和原材料等统统烧毁。厂方一眼看穿日商的险恶用意，断然拒绝了日商的所谓“合作”要求，并打算自行恢复生产，以另类方式支援抗战。日商无计可施，只能耍赖，抢先一步，公然利用厂里的存余原材料，招工生产仿冒的“五洲固本”肥皂，用来欺骗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因为国内民众抵制日货的呼声很高，民众的觉悟很强，所以这种冒牌的“五洲固本”肥皂最后仅仅由日商东华洋行偷运至内地去销售。面对日商损坏“五洲固本”肥皂名声的无耻动作，厂方一面以美商华利公司的名义登报，公开说明冒牌商标的来龙去脉，一面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建造厂房，重新生产。厂方还特意在“五洲固本”牌商标图样的荷花叶上加印“小沙渡路出品”字样，并登报广而告之消费者，看清商标不要上当受骗。受到五洲固本厂的有力抵制后，日商无可奈何，只得将其生产的肥皂商标改为“五星”牌。
“钱”途光明的橡胶制品
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久，西方列强便将本国生产的天然橡胶和日用橡胶制品输入中国。19世纪60年代过后，西方列强更是将大宗外国橡胶制品，直接倾销到中国沿海各地。直到20世纪初，在中国橡胶制品市场上，民族橡胶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26年2月，旅日侨商、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余芝卿一次性出资8万银圆，委托助手薛福基、吴哲生等着手筹建橡胶制品厂，并邀请日本一家橡胶厂负责培训制造橡胶套鞋的技术人员，以及提供全套机械设备。1927年，余芝卿在徐家汇路1102号租地27亩建造厂房。同年夏天，特聘日本人加藤芳藏指导在日本实习的中方人员，还同时登报招聘技师，来华安装设备。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前期准备，一家完整的橡胶制品厂于1828年10月30日建成投产。刚开工时，厂里每天只能生产大约80双套鞋和跑鞋，且产品质量不够稳定。厂高管审时度势，立刻决定聘请洋技师，逐步改进产品质量，结果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略有起色。之后，厂里根据市场销售情况，扩大生产规模，且陆续生产部分人力车胎等橡胶制品。
建厂初期，厂名定为“上海橡胶厂”。但是余芝卿嫌企业名称范围较窄，不利于将来发展空间，他想起日本有一家名声很大的“大日本橡胶厂”，便自然而然联系到自己企业的名称，将厂名更改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大中华橡胶厂”。而产品的商标，由余芝卿拍板叫“双钱”牌。1929年初，厂里向国民政府工商部商标局呈请注册商标。同年10月23日，“双钱”牌商标经国民政府工商部审定并核准，获得《商标局商标注册证》。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同行的非法假冒，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大中华厂还向商标局同时呈请注册与“双钱”牌商标名称和图案相关的“单钱”牌、“古钱”牌和“金钱”牌等叫法。
由于厂高管狠抓产品质量，“双钱”牌各类橡胶制品出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投产第1年盈利20万元。后来，余芝卿等高管决定分散风险，将工厂由独资改为合伙经营，并于1930年盘进交通橡胶厂，作为大中华橡胶二厂。次年，该厂吸收社会股份，使得工厂资本增至110万元，职工人数扩大到2200名。1931年9月，大中华先后购买日商泰山厂和春华厂，分别改名为大中华橡胶三厂、四厂，老厂则称大中华橡胶一厂。同年12月，厂里资本扩至200万元，并发行股票，成立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种类由初创时期的套鞋、跑鞋、人力车胎，扩大到球鞋、晴雨鞋、长筒靴、车胎、热水袋等等，成为20世纪30年代国内民族橡胶工业资本最雄厚、生产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大型橡胶制品企业。
那年月由于汽车轮胎技术要求高，国人还无法生产，国内市场上的橡胶汽车轮胎是清一色的洋货，因此价格高高在上。于是余芝卿等率领公司技术人员，自1932年起，开始研制国货“双钱”牌汽车轮胎。1933年初，余芝卿通过朋友介绍，向日本中田铁工厂购买生产汽车轮胎的设备。尽管该设备及运输费相当昂贵，但为了早日制造出国货汽车轮胎，余芝卿与别的厂家协商后，狠狠心花高价买下。出于慎重起见，厂里不急于把该套设备马上运回国内，而是先将设备留在日本当地做实验性生产，以便了解该设备的使用性能、操作技术等，并按照自己的生产需求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改进。经过努力，大中华于1934年10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国产优质的“双钱”牌汽车轮胎，其价格仅为洋轮胎的三分之二，成为中国轮胎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双钱”牌轮胎打破了洋轮胎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世界轮胎制造大国中的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纷纷为之震惊。尤其是日本政府明文规定，禁止轮胎制造技术外传。且日本政府还曾经暗中调查大中华如何制造出“双钱”牌轮胎一事。同年，余芝卿从日本购进一套制造人力车胎的二手设备，安装后即投入生产。在研制出汽车轮胎后，余芝卿接受了国民政府某空军学校试制飞机轮胎的委托。1936年，大中华橡胶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只飞机轮胎。后因1937年“七七事变”，飞机轮胎的批量生产被迫中断。这时，大中华橡胶厂已有职工2860人，其资本占全国同行业的四分之一，产值则占到三分之一。
自1931年起，大中华橡胶厂生产的胶鞋先后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以及时任上海市政府的优、特等奖状和上海市商会荣誉奖状。1935年，“双钱”牌轮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会”展出，并获特等奖状。抗战全面爆发后，大中华橡胶三厂、四厂、原料厂以及全国各地营业机构遭到破坏，后来四厂全部机器和部分原料等120余吨物资在内迁途中也遭遇洗劫，损失巨大。为了避免日军干扰，厂部暂时迁往香港。1938年，大中华橡胶厂分别在徐家汇路和陕西南路，另办美泰制钙厂和德福织染厂。1941年受太平洋战争影响，进口原料全部断货，位于租界内的大中华橡胶厂被迫全部停产。无奈之下，公司高管只能以商代工从事百货、房地产等业务，谋求生存。抗战胜利后，大中华橡胶厂因受损严重，只能一点一点恢复元气。1946年6月，大中华橡胶厂盘进日商护谟工业株式会社，以替代毁于战火的四厂；1947年2月，盘进振隆铁工厂；同年4月盘进大安维新橡胶厂，改为大中华橡胶五厂；1948年3月，在天津盘进兴满橡胶厂，改为大中华橡胶六厂。到解放前夕，大中华橡胶厂下属6家制造厂、3家原料厂、2家机器修造厂，共拥有职工4000余人，另有两家独立经营的原料厂。
新中国成立后，大中华橡胶厂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主要生产军用“双钱”牌棉胶鞋等国家急用物资，支援抗美援朝前线。1954年，厂里响应国家号召，率先实行公私合营。20世纪80年代，大中华橡胶厂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生产出“双钱”牌全钢子午线汽车轮胎，并出口到全球许多国家，实现了余芝卿早年提出的中国橡胶轮胎产品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宏伟夙愿。
肇嘉浜路今貌
据上海近代史专家吴志伟回忆，他年轻时曾经在上海轮胎一厂（即大中华橡胶厂）工作过。那年月徐家汇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橡胶厂是始作俑者。该厂轧炼车间的工人上班时，必须将身上穿着的衣服统统脱光，换上工作服，免得下班回家后，将难闻呛鼻的气味带回家里影响家人（关于这事我有亲身体会）。20世纪末，当占地面积约为8.66万平方米的徐家汇公园建成后，徐家汇上空的难闻味道成为了历史。
中国唱片厂和大中华橡胶厂的厂址改造成了绿地。五洲固本肥皂厂呢？我兴趣盎然地跑到徐家汇公园对面，去寻找肇嘉浜路1001号门牌。但是兜了几圈，发觉933号之后，就是1033号，根本没有1001号门牌。再观察933和1033号两个门牌都是高楼，中间似乎是栋会所。我探头张望，发现里面那幢4层楼，清水红砖立面，绝对有些年份。正在我徘徊之际，路过一位老人。瞧上去估计是住在附近的，连忙上前打听。老人回答这儿原来是上海无线电四厂的厂址，不过早就搬走了。至于什么肥皂厂，他不清楚。回家后马上查资料，老人讲的一点不错。1962年，上海无线电四厂由斜土路迁入肇嘉浜路1001号。该厂前身是开利无线电机厂，最出名的产品商标是“凯歌”牌。20世纪70年代，“凯歌”牌9、14黑白电视机竟然是一票难求（当年凭票才能购买电视机）。如此看来上海无线电四厂有“故事”可以挖。亲爱的读者，愿不愿意过段辰光听我继续“吹”肇嘉浜路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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