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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经常吃外卖的市民总是会抱怨花销有点大。仔细对比他们可能还会发现,如果多走两步到店里去吃,还能省下几元钱。劳动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以来外卖平台上调1到3个点抽成费用的影响开始显现,一些线下餐厅开始上调菜品外卖价格,多家餐厅外卖和门店菜品有“两套价格体系”。
五成被访餐厅外卖比堂吃贵
今年一过元宵,外卖配送费瞬间回到了春节前的水平。但是没过多久,就有市民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已经没有2元的菜了,大部分的荤菜和蔬菜都涨了1元。”市民赵先生是金沙江路上一家麻辣烫店的外卖常客。他在春节后照例在这家店点了一单外卖,结果却发现比以往多花了7元。仔细对比,他才发现这家店大部分菜品涨了价。不仅如此,还有市民发现了部分餐厅线上线下价格不一样。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春节之后她发现公司附近常吃的一家拉面店,同样款式的拉面外卖比堂食普遍贵了3元-4元不等。对此,这家老板还曾解释称,他们确实在春节后调整了菜品的价格,但是只调整了外卖平台上的。
为了了解这是个案还是一个普遍现象,记者调查了长宁、静安地区的20余家餐厅,对比店内菜品价格与外卖平台上同样的菜品价格。结果发现,竟有约一半餐厅出现了外卖平台上的价格与店内价格不相匹配的情况,也就是有两套价格体系。
譬如连锁品牌阿香米线位于西康路的门店,其主打的各款米线线上线下价格均不同,其中“老坛酸菜鱼米线”的堂食价格为34元,而外卖价格却为40元一份。其余菜品也有少则2元多则4元至5元的差价。记者对比发现,如果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上下单两份该店的老坛酸菜鱼米线,每点一份米线要另外收取3元的餐盒费,再算上配送费5.3元,总花销将比堂食贵出25.3元,高出比列竟接近四成。
与此同时,被访餐厅中还为外卖推出了定制产品,而店里没有类似产品;但更多的被访餐厅出现的则是同样的菜品,外卖平台的价格更高。
涨价和满减,平台商家的生存之道
不过劳动报记者也注意到,有部分外卖价格与餐厅内价格有所差异的餐厅,在外卖平台上进行了满减促销。
一家主营粥品的餐厅经营者对于外卖菜品价格较高这一情况予以确认,并表示如果计算了餐厅在外卖平台上的优惠幅度,消费者实际消费的金额可能还会与门店消费持平,甚至更低。
而当记者问及为何不直接优惠,非要先涨价后打折时,该经营者表示,“这是经过测算的,主要是为了用力度较大的优惠幅度来吸引顾客,又能保证店内不赔钱。”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目前美团、饿[backcolor= transparent]了么两大外卖平台对平台上的商户都有较多的要求。这些要求达成与否,直接影响到餐厅在外卖平台上显示的位置,店内有大幅免减促销就是其中一项。
餐厅经营者则在这一项上算起了账,既要保有在外卖平台上的理想位置,又要保证一定的利润率。“最理想状态是刺激顾客多买。”另一家有“满减”的餐厅经营者告诉记者,外卖平台上如何满减,满减多少,怎么能避免消费者“只薅羊毛”,这些都经过严格的测算,而将菜品单价调高是保证餐厅盈利的必需手段。
抽成比例上调是涨价主因
不过对于价格上涨的原因,更多餐厅表示:除了年后用工价格更高,人更难招以外,还有不得不上调外卖菜品的理由———外卖抽成的上调。
今年年初以来,多地传出消息,外卖送餐平台悄悄提高了针对外卖商家的服务费,每笔订单最高甚至提高了3%。这部分外卖抽成在一些地区达到了18%到26%。而这代表餐厅每卖出100元,平台要拿走18元到26元。
对此,一位外卖平台相关人士向记者确认,针对上海地区,今年其抽成确实从18%涨到了20%,而外卖平台对餐厅的抽成多少是靠各区域销售与餐厅协商的结果。
2015年,各大外卖平台都处于起步阶段,百度、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为了争夺用户和商家,倒贴巨额资金提供大范围补贴。
而到了2019年,业内普遍认为将是外卖寡头的元年。美团外卖和饿了么两家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90%,随着滴滴外卖的逐渐淡出以及百度外卖完成更名等情况,2019年外卖行业的集中度只能越来越高。在这一情况下,外卖平台的话语权增大,商家的议价能力下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也在考验餐厅的竞争实力。一些知名品牌的餐饮店有一批忠实的顾客群,外卖占比较小或排名对外卖数量的多少影响较小,因此在与外卖平台销售的谈判中,还有比较高的议价能力。但是对包括简餐、快餐店等在内以外卖为主的店铺,议价能力就比较差,平台要涨价,他们几乎没有反驳的资本,为了保证利润,也只能采取涨价这一办法。
外卖行业的价格红利期已过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外卖”本身是饮食行业中的一种额外服务,加收相应的服务费,合情合理。
然而,消费者的“不适应”,觉得外卖价格“过个春节变个样”,很大部分原因是自身还停留在外卖行业的红利期中。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外卖平台话语权的增大,或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服务行业并不单纯是比谁的价更优,而是比谁的服务更好。相应地提高费用,对提升服务质量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当然,如何界定一个合理的上调标准,不能单由外卖平台说了算,多沟通、多协商,必要时还需加以相应的监管,谨防垄断行为出现,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
作者 劳动报首席记者 叶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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