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沭阳县原县衙院内有株紫藤，距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紫藤根部约五尺粗细，原本攀缘一棵粗大的古槐而上，古槐如今虽已枯朽，然每年春暮夏初，紫藤依然绿叶吐翠，繁花盛开，生机盎然。因其为清代沭阳知县袁枚亲手所植，邑人称作“袁公藤”。
袁枚（1716年—1798年），钱塘（今杭州）人，字子才，号简斋，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嘉三大家”。袁枚的文笔与我们熟悉的《四库全书》编纂者纪昀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袁枚的传世著作，主要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等。袁枚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多才实干、勤政清廉的官员，他于乾隆四年（1739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历任溧水、沭阳、江宁等县县令。
袁枚是在乾隆八年（1743年）至十年（1745年）间任沭阳县令。期间，袁枚勤勉理政，秉公执法，善于判案。据《随园轶事》记载，袁枚离任时，“吏民送至河上，卧辙攀辕”，他问前来送行的百姓“吾有何德何能，而能令诸父老依依不舍如此？”百姓答曰：“公无他，大小之狱，无十日留。两年之中，鲜有人受讼累者。人民感戴，职是故耳。”袁枚办理的案件没有拖到十天后才判决的，他的勤勉作为和秉公执法赢得了民心，深受百姓爱戴。
袁枚待民心中有敬、体恤有加。袁枚在沭阳任县令时，境内万户萧疏、悍吏横行，“饥口三十万，饿毙者不计其数”。谁都看得出，袁枚接下的是前任丢下的烂摊子，沭阳的悲惨境况触动了袁枚。倘若是别人，也许“萧规曹随”，懒得去管。可袁枚不然，他愤怒斥责暴政害民的行为乃是“苛政猛于虎，蠹吏虐于蝗”。他认为，为官就该“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赴任伊始，他毅然开仓济民，减免税赋，以纾民困。他心系民生，常深入民间与市场，“关心米价问江东”，与耕夫、蚕妇、工匠、商贩、书生皆有交往，从风俗到民情，从生产到生活，袁枚均精心查访。在发现沭阳水利设施陈旧，存在严重水患后，他组织县民疏浚前山河（即前沭河）并加筑堤堰。在任期间，沭阳再没有发生大的水患。“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这句话可谓是他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的生动写照。
袁枚为官勤勉尽责、夙夜在公。清代学识渊博的孙星衍为袁枚撰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两段话。其一，“其为政，终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其二，“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所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不犯湔（洗刷之意）雪之，奸民皆敛迹。”前者生动反映了袁枚为官勤于事功、尽职尽责，袁枚坐堂任由官吏与百姓陈情，倘若是小纠纷，他亲自询问后，果断裁决，从不拖沓和稽留。后者讲述了袁枚利用民间力量调查与了解治安状况，为盗贼恶少建立“前科”档案并公之于众，予以曝光，对真心以行动改过自新的，给予出路。“奸民皆敛迹”，反映了其治理有方、措施有力，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和谐。
袁枚做人廉洁自律、淡泊功名。“尝言为守令者，当严束家奴吏役，使官民无壅隔，则百弊自除”，袁枚对身边的家奴吏役尚且严格管理，对自己更是如此。他对于钱财看得很轻，对于清廉看得很重，他常对人言“百物皆可爱，惟钱最寡趣。生时招不来，死时带不去”，一生践行“勤能补拙才偏敏，廉不沽名品益高”。为了保全自身对清廉的向往，加以厌恶官场倾轧，后来袁枚辞官定居江宁（今南京），住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安于闲适淡然的生活中。在封建时代，袁枚能做到这样，已是难能可贵了。
乾隆十年，袁枚从沭阳县令离任后，沭阳百姓并没有忘记他。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七十三岁高龄的袁枚受沭阳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回到沭阳做客，沭阳各界人士趋前三十里迎接。故地重游的袁枚，见此情景，感慨万千，他在《重到沭阳图记》中写道：“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居官十年，袁枚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百姓的认可，感受到了百姓质朴却浓烈的爱，“两月清风离此土，十年心事恋斯民”，官爱民、民爱官，袁枚与沭阳百姓不失为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