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之历史可谓久矣！《尚书》中即已见其端倪，其本意原指两个人相亲相爱，后来，对“仁”情有独钟的孔子将其系统化地概括为“爱人”。从孝父母、敬兄长，爱自己的家人开始，进而爱家族其他人，进而爱全天下每一个人，能够一以贯之、躬行践履的人便称得上有智慧、有道德的仁者。
西汉倪宽就是这样的仁者。他担任左内史时，鉴于关中地区赋税繁重，农业灌溉设施捉襟见肘，每逢旱涝之年，一些地区百姓生活无着的事实，主持修建了“六辅渠”。百姓大得利益，农业连年丰收。
《汉书》说“宽为人温良”，施仁德之政，用仁德之人。倪宽平冤狱，奖耕织，轻赋役，调缓急，最大程度地与民休息，培蓄生机，百姓打心眼里感念他的恩德。倪宽出身贫寒，深知底层百姓的困苦与艰难，在每年例行的收缴租税时总是量力而收，有时还缓时而收，甚至还会根据情况救济急需帮助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他的租税收缴任务经常完不成。
按时、按质、按量收取租税，上缴国库，是地方官的一项基本职责，同时也是每一个官员升降黜罚的主要依据。后来，朝廷考核时，他的“业绩”被定为不合格，按法令倪宽应予免职。百姓听说后，非常着急，惟恐失去这位因为爱护他们而受到处罚的好官，遂倾尽全力，争先恐后地前去缴纳赋税。大户人家牛拉车载，小户人家肩扛担挑，摩肩接踵，不绝于道，结果，倪宽的赋税收得比应收的还要多出不少。
北宋名将曹彬，一生打仗无数，但从未乱杀一个无辜之人。受命讨蜀时，每攻下一城，曹彬即将四散奔逃的妇女儿童聚于一所，等到战事结束，再派手下亲兵寻访他们的亲属，然后将其安全送回。如果实在找不到，或确定其家人亲戚已经不在人世，则为其准备一份嫁妆让她开始新的生活。讨伐南唐时，他只是围而不打，苦口婆心劝李煜投降：“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你的南唐绝无侥幸取胜的可能，城破之日，必生灵涂炭，可怜的是全城百姓，他们将会遭受无妄之灾，如果能放下武器，和平归降，我方将保证城池完好，这才是上策啊。”之后，曹彬让手下将士对天发誓，城破之日，保证不乱杀一人。果然，李煜开门纳降，宋军秋毫无犯，城内百姓箪食壶浆，感激曹彬的仁德。
他的住所旧了，手下请求修缮一下，曹彬却婉拒说：“这个时节正值大冬天，墙壁与瓦石之间，会有许多虫子在这里冬眠，土木之工一动，势必会伤害它们的性命，还是得过且过，不要打扰它们吧。”曹彬之仁，不仅及于人，甚至及于动物，令人叹服。
清代缪燧，任山东沂水县令时，正赶上全省大饥荒，缪燧倾尽所有来救济百姓。为了让逃荒流亡外地的百姓返回家园，缪燧拿出个人薪俸为他们偿还拖欠的赋税，替他们购买耕牛和种子，吸引他们回乡恢复耕种。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缪燧迁浙江定海县令，此地海水多，不宜种植粮食作物，他就修筑塘岸来抵御海水，慢慢积蓄淡水，使开辟的农田逐渐增多。由于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难以按期缴纳赋税，缪燧就规定超过期限的由官府先为垫付，等秋后再交还。缪燧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不仅自掏腰包修建书院，延请名师，来鼓励十三四岁正在砍柴放牧的孩子入学读书；还扩建义学，由官府发放口粮，由是文化教育之风日渐兴盛。此地的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要舟渡到周边州县购买，关卡吏役乘机勒索，对百姓课以重税。缪燧上奏朝廷，使之永久禁止，并在海关树立石碑以告后世。定海诸岛是强盗聚集的地方，缪燧不避锋镝，亲自带人将他们抓获，然后一一按罪论处，社会治安顿时大为好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伟大的人文情怀，被范仲淹称为“古仁人之心”，也是他毕生以求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倪宽具有这样的仁心，因而当汉武帝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不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认定他是个政治奇才，一升再升，官至“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高位。曹彬具有这样的仁心，元世祖忽必烈征伐南宋之前，特意单独召见大军统帅中书右丞相伯颜，谆谆告诫他要以先贤曹彬为榜样，爱护江南百姓，不要滥杀无辜，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对此记录道：“朕闻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缪燧具有这样的仁心。他任定海县令前后二十二年，后虽升官但始终没有离任，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逝于定海，当地士民为其建造衣冠冢，在义学供奉祭祀他，并把这里命名为蓉浦（缪燧自号）书院，光绪年间入祀于名宦祠。
仁者之心，是太阳，是绿荫，是慈母的怀抱。世界上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仁心，世界上也有更多的人渴望这颗仁心的温暖与抚慰。仁心可贵，仁心难得，它的光芒越大，这个世界就越光辉和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