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前后，文学史的意义发生质变，与文学研究的勾连日益紧密。究其显著者，一是“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引发观念更新，二是“构成确证经典的权力”而产生文学作品的增值效应。小说经典《西游记》无疑是中国文学史撰写无法回避的重点。检索、梳理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史中的《西游记》书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西游记》研究的新进展，以及该项学术活动的诸多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如何在文学史的动态记录中得到沉淀和体现。
“吴著”说：从肯定到存疑
今天所见《西游记》的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其时即告作者佚名，世本陈元之《序》明言“不知其何人所为”。后来坊间相继出现过邱处机、许白云、史真人弟子等多种说法。20世纪20年代，鲁迅、胡适考定《西游记》为淮安吴承恩所作，结束了之前三百年间众说纷纭的局面，“吴著”说遂成学界主流意见。分别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游国恩等主编的两本《中国文学史》都直认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游编甚至引录大量吴氏《射阳先生存稿》的诗文（如《禹鼎志》《二郎搜山图歌》）来作为立论的证据。
随着相关新史料的发现和《西游记》研究的深入，在《西游记》作者问题上纷争骤起。先是海外汉学家（如日本太田辰夫、矶部彰，英国杜德桥，美国余国藩，澳大利亚柳存仁等）以及港台地区的学者（如张易克、陈志滨、陈敦甫等）在不同场合不断发表怀疑“吴著”说的意见，终于以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一文为标志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并且旷日持久的论辩，至今余波未息。
论争的结果是：“非吴”说（包括疑吴一派）阵容有所壮大，“吴著”说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当然，坚持“吴著”说的学者也在继续努力，寻找新证据，构筑证据链，使“吴著”说更加成熟。“吴著”与“非吴著”两说并峙、胶着，可谓当下《西游记》论坛的一大景观。
对此，新世纪以来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均有所体现。鉴于上述论辩没有取得共识，它们不再直认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多采用“暂定为吴承恩”“或说为吴承恩”等委婉的表述。
作者问题是《西游记》的迷案，古人称为“一大闷葫芦”。它处于《西游记》研究的基础层面，直接影响着《西游记》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科走向。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吴著”说，还是“非吴著”说，其研究都有深入推进。上述文学史对此的反应可谓及时、全面而准确。
主题演绎：从政治性到人生哲学
在20世纪，特别是1949年以后，关于《西游记》的主题，比较流行的是“反抗”说。中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认为《西游记》“通过神话故事的形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的反抗”。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的表述则是：“战斗性主题。”战斗，当然就是反抗，是反抗的极端形式。
从“大闹天宫”的故事中概括出“反抗的主题”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开篇七回“大闹天宫”并不是《西游记》的全部，而一旦把“反抗”坐实为阶级斗争或农民起义，显然过于狭隘，同时不符合文本实际。（林庚《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理论的偏颇显而易见。
在近年的文学史著作中，这种主题观被彻底扬弃，代之以游戏、自由、人性解放等哲理性主题。章培恒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人性为线索构建文学史体系”，所以注重人性意义的阐发是其《西游记》叙述的主线。它指出：“作品既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望，更热情赞颂了珍视生命、要求自由、维护尊严、顽强拼搏的意志和力量——强大的生命力。”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则直接以“人生哲理”标出主题：“对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呼唤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它还指出，《西游记》的价值在于“戏笔中存至理”“游戏之中暗传密谛”，哲理性主题比较隐晦。袁世硕、陈文新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舍弃了“主题”这一概念，而是用内涵、政治意涵、哲理意味等话语来表述《西游记》的思想性。无主题的实质是多元性，以揭示《西游记》“复杂而丰富”的内涵。
艺术性：从浪漫主义到奇幻理念
大约是受西方主要是苏联文学观念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学术界习惯于把《西游记》的艺术特征归结为浪漫主义，如中科院文学所和游国恩主编的两部文学史都把它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峰”，20世纪最为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前言则把《西游记》的艺术风格归结为“积极浪漫主义”。
近二十年间文学史中的《西游记》叙述，很少采纳浪漫主义这一术语，而是代之以“奇幻”（包括奇趣、诙谐等）这一中国文学的传统范畴，体现出回归文学传统的“中国化”取向。论述尤为全面、透彻的是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突破生死，突破神、人、物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并且结合《西游记》的具体描写，围绕“幻”与“真”、幻笔与诙谐等关系做出具体而深入的描述。李道英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也都以奇幻理念来评价《西游记》的艺术性。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国家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教材，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的论述颇有创意，它在以奇幻概括《西游记》艺术精神的基础上，特别重视《西游记》的“民间文化色彩”，认为民间有关四大部洲、天庭地府、水族龙宫等故事，乃至民间风俗，正是《西游记》的创作源泉，《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即在“吸收综合各种民间文化的养分”，从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神幻世界。
文学史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的沉淀，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普适性，但相对于文学研究的“及时行情”，不可避免有一定的滞后性。关于《西游记》的浪漫主义问题，已有学者指出，如果作为创作精神来理解，其实是成立的。浪漫主义的实质是理想精神，《西游记》是最富于理想精神的神魔小说。只有从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上才能真正把握《西游记》与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并列的经典价值。
域外《中国文学史》的特殊视野
近20年来，也出现了许多域外汉学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重要的有《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版），以现代英雄主义理论解读《西游记》，并将《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并案考察，分析各自不同的英雄性格。它认为三国英雄是“历史英雄主义”，具有“狮子般的英雄气概”；水浒英雄是忠义英雄，以侠义和血性“称雄于大道野径”；而西游英雄（主要是孙悟空）则是一个“超级大英雄”，他是超越世俗的“心意英雄”。
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提出了“《西游记》是人类多种情感原型”的观点，指出《西游记》以生动的笔触叙写了自然而生、自我认识、国家与社会、生与死、反抗礼教和权威、顿悟和救赎等人类情感。其视野和论述颇有新意。
日本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西游记》也有独到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