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强先生《论贾宝玉亲自系裤带子》有点意思，此文分列三“论”，一“论贾宝玉首次亲自系裤带子时的年龄”,汪先生认为应在贾宝玉“初试”之后，上学之前，大约13岁左右。因为“初试”那天，大腿上有“冰凉黏湿”的一片，还是袭人为他系裤带子的，而上学之后，倘若再不会亲自系裤带子，想方便时也很不方便；二“论贾宝玉为何老大了还由丫头系裤带子”，汪先生认为与他的身份有关，他是“某某公”的后代，“一个公的后代如果在14岁之前就亲自系裤带子”，那就“有失身份与体面”；三“论‘亲自系裤带子’的提法并无不妥”,汪先生认为，贾宝玉可以让丫头为自己系裤带子时却自己系裤带子，那就是“亲自”,就像可以让秘书为自己写稿的领导自己写稿叫做“亲自”一样。一本正经的“论”,论的却是颇为滑稽的问题，此所谓寓谐于庄；论的是颇为滑稽的问题，却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此所谓寓庄于谐。此文使人想起《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论“他妈的”》以及《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颇得鲁迅杂文之真传。
受汪强先生之启迪，作此《贾宝玉不宜做官论》。
或有人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贾宝玉的眼里，“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他最喜欢在女孩子中厮混，最讨厌“仕途经济”，认为这是那些俗不可耐的男人的营生，他根本就不想做官。这固然言之有理，但也不要忘了，他是贾源贾代善的后代，他爸是贾政，他生在官宦世家，做官原是贾家祖传，那贾府（包括宁国府与荣国府）中，从贾演贾源起，四五代人中，哪一代没有做官？贾赦、贾敬、贾珍、贾琏，哪一个没有做官？贾政想要做官的香火代代相传，他之不满甚至打骂宝玉，还不是因为“恨铁不成钢”,怨他不争气。我作此论，对象若是贾宝玉，那是没事找事；对象若是是贾政一类，未必就是无的放矢。
我之所以说贾宝玉不宜做官，是因为想起了周公姬旦的后人鲁哀公。此公曾对孔子说：“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如果这句话出于贾宝玉之口，只要稍稍改动，例如将“寡人”改为“宝玉”，将“深宫”改为“贾府”，似也十分妥帖，除了担心林妹妹不睬他，他又何尝“知忧”？除了害怕贾政责罚他，他又何尝“知惧”？《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引述鲁哀公此言后感叹：“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无德而富贵谓之不幸。”他认为鲁哀公此言，出乎真心，合乎实情，却又认为，让这样的人当君主，想使国家不陷入危亡的境地也不可能，因为这种人，是靠祖上而不是靠仁德身居富贵之位，安享太平的，未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磨炼，不知民间之疾苦，不知人生的艰辛。鲁哀公如此，贾宝玉又何尝不是如此？鲁哀公不宜为君，贾宝玉又何尝适宜当官？对于有志于经纶济世的人来说，身处底层的经历，也是一笔财富，“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的多才多艺，不是因为他的“高贵”，恰恰因为他的“卑贱”，贾宝玉却是要直到十三四岁，才能亲自系裤带子的。他要看到平民百姓忍饥挨饿，怎么就说不出“何不食肉糜”这样的混账话？！
或有人说，贾珍、贾琏不也一样“生于贾府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为什么他们适宜做官，贾宝玉就不宜做官？此二贾确实也都是贾氏子孙，确实也都“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然而，他们与贾宝玉又有不同，则言之，他们不像贾宝玉那样率真而“未尝虚假”，不像贾宝玉那样单纯而“未尝阴毒”。贾珍、贾琏那一类人做官，是很容易瞒上欺下、胡作非为、以权谋私、以势压人的，只图眼前闹得欢，不顾日后拉清单。我说贾宝玉不宜做官，虽然未曾想过要他做的是像焦裕禄、谷文昌这样的官，但至少还得有条底线，有所敬畏，绝不是贾珍、贾琏之类可能做的那种官。这种瞒上欺下、胡作非为、以权谋私、以势圧人的官，贾宝玉也做不来，只要他还是那样率真，那样单纯，不会上下其手长袖善舞，只要他还是那样正事不会干，邪事不想干，常常处于困惑、郁闷与痛苦之中，实在也不宜在那种官场中生存。难保哪一天被那些破事弄得心烦了也不会由着性子说：“我找林妹妹去!”除非他“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变得不再率真，不再单纯，甚至变得贾珍贾琏一般。班固引的是鲁哀公之问，说的却是汉代的事，“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那些“骄淫失道”“沈溺放恣”的“诸侯王”，原先大致都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一族。但这样一来，我们议论的对象就成了贾珍贾琏而不再是贾宝玉了。
我将贾宝玉比作鲁哀公，因为他们有不少相似之处，贾宝玉像鲁哀公那样“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鲁哀公也像贾宝玉那样率真、单纯，要不，也就不会有如此毫无掩饰的“鲁哀公之问”。但鲁哀公又与贾宝玉不同，他是做了君主的人，不能厌恶“仕途经济”，不能不问政治。于是乎孔子与他说了一番大道理，最后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一语作结——顺便说说，常有人将此语当做唐代魏徵甚至唐太宗的专利，硬是掠人之美——并说“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这种实例当然也有，例如班固所说的河间献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这是史家对他的评价。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因为“思危”的作用毕竟有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倘若“寡人”都“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哪能不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我以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贾宝玉都不宜做官。
为国为民着想，贾宝玉不宜做官。像他那样“生于贾府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人，倘若真要做官，起码也得到底层去摸爬滚打数年，不是涂金，而是真干。要不，难免误国误民，成为无所作为的平庸官，吃喝玩乐的安乐官。
为他自己着想，贾宝玉不宜做官。他既不想做官，就大可不必勉为其难，让他去做一些他想做而又能做的事，他既有吟诗的天赋，就让他去当诗人，即使写不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写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诗也行。
假如李后主不是“后主”而只是诗人，不亦乐乎！
作者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