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下，如何以视觉图像的叙事方式再现过往历史、表现当代社会？如何将国家、民族意志的维度与艺术家个体图像叙事的能力有机结合？如何以视觉艺术特有的魅力感染观者、回应新的时代课题？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广大”与“精微”贯穿于当下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重要课题之中。
正如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所言：“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接受与欣赏，有赖于艺术形式与主题内容共同达成的文化意趣与精神境界的升华，最终指向一种普适性、共鸣性的审美表达。民族、国家、地域等集体主义叙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在艺术价值层面向深处发掘，史诗巨构或“命题作文”也同样可以甚至更有利于在审美价值与艺术本体领域探寻精神的高度。
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通过对于特定题材的理解和感知，在艺术表现中贯注了自身的民族理想、社会意识与愿望，于是在这些作品中，才能放射出既精深又博大、既深入纯熟又朴实感人的魅力。由此，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在题材叙事与艺术表现角度方面，主要显现为两个层面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时代特征与艺术个性的关系，二是如何面对集体观照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关系。特定的表现题材所昭示的趣味取向与伦理价值，对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要求更为具体，即通过艺术家向观者和社会展示自身的学养、责任感与理想，对具有社会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历史判断加以弘扬。这一语境的建构，使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天然地带有深刻的时代性，尤其当艺术家面对民族文明的宏阔母题时，这种历史关怀的深度与厚度往往会最大程度地焕发出来。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院初期，徐悲鸿从《中庸》章句中选取“尽精微，致广大”，用于指导素描教学与绘画造型，后来这一名句成为百年央美的校训。某种程度上，“广大”与“精微”的关系是辩证的，一幅作品可能凝结着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意志，而大题材的绘画也应兼具“小品”的细节与准确。从创作论的角度而言，主题性美术创作往往对画家提出更高要求，艺术家必须系统、深入、全面地了解其所表现主题的时代特征、历史背景，为创作储备全面的背景信息，同时选择适合的风格技法，包括人物造型、构图章法、画面构成、叙事节奏等。从这一层面上看，主题性美术创作非但不会束缚艺术家的手脚，还极大丰富、提升了艺术家的全面修养，将其个体的艺术感知融入历史与现实的广袤题材空间。
宏大叙事与微观具体的视角和表现，都可能揭示一个民族的心理性格、一个时代的复杂讯息。回看百年来表现历史与现实主题的本土经典绘画名作，那些不同的人物形象，既鲜活生动，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脉搏与心跳。新中国成立之初，诸多作品从时代背景或重大历史事件出发，深入到社会民众的生活细节之中，油画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孙滋溪的《天安门前》、王文彬的《夯歌》，中国画作品如叶浅予的《北平解放》、卢沉的《机车大夫》等，都从艺术家的个体视角，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以至于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经典作品，仍然可以感受到“共和国的早晨”那种清新而感奋的时代气息。
表现历史与现实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其复合性与合目的性特征在于，一方面要强调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事件作为描绘对象；另一方面要强调创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主观评价、艺术理解，以此为基础表现特定历史与现实。主题的宏大特质与现实的生动性，往往需要创作者通过对表现对象和现实生活的真切体察，做出个性化的构思和表现。因此，主题性美术创作往往需要通过个体的艺术营构，编织描绘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戏剧”场景，从而凝结为历史事件、社会现实的高潮状态的定格图景，以此直接显现或诗意地暗示一个风云激荡、深刻而丰富的时代。
在中西艺术史上，艺术家为了使个体感受与历史真实相契合，常常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并做相关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个“深入生活”的创作过程，在欧洲主题性绘画发展历程中也十分普遍。如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为创作农民生活题材，毅然离开巴黎而举家搬到巴比松农村，一边种地一边进行创作；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画家苏里科夫为进行历史画创作，时刻注意观察、收集俄罗斯的历史资料，并在创作每一幅作品之前都要反复勾勒诸多草图，对画面上众多人物都要逐个先画肖像习作；与之同时代的画家列宾为创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曾和纤夫们生活在一起，并对每一个人物的家庭、性格、经历了如指掌，留下数以万字的创作手记……他们都在深入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投入大量心血和精力，并将其灌注到创作中。
正如作家二月河所说：“历史小说创作者既不能抱取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和不介入的态度，又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与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东西，要把自己投入进去，找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息，让历史真正活起来，既让读者感到真切、地道，又让读者有所鉴戒和教益。”事实上，主题性美术创作也应遵循相通的原则，即表现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创作应尊重历史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必须依循历史事实，不能凭空臆造或任意改编；具体上应努力发挥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性升华。这就对主题性美术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图写历史”的社会功能上有所显现的根据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