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研究”到底应该研究什么？自然是那部已然在“文学史”书写过程中被确立为“经典”的百回本《西游记》小说。这部小说的著作权应当归谁？它是如何成书的，达到了怎样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又是如何传播的，经历了怎样的经典化过程，都有哪些主要版本（系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指导着学界的研究活动，影响着学人的视角和思路。
这些问题实际上可用“一个中心，两个框架”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以百回本小说为中心，“两个框架”就是“成书问题”与“影响问题”。可以说，近一个世纪里，绝大多数研究都绕此兜转。如果不能跳出思维定式，从新的维度重新切入问题，“《西游记》研究”有可能进入一个“变相历史复制”，或者说“持续循环消耗”的阶段。于是，有学者开始明确主张将研究目光从百回本上拉回，把研究对象还原为“故事”，提升戏曲、说唱、图像等文本系统的地位，在对不同文本系统重述、再现“故事”的互动关系的考察中，重新切入问题，也许能够获得启迪。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个案研究，正在逐渐累积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正在催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新的范式和方向，总是要以完备可靠的文献资源为基础的。在这方面，“西游戏”自有其优势，但相关文献资料一直未得到有效的汇总整理。直到2009年胡胜、赵毓龙校注的《西游记戏曲集》出版。在经过近十年的积累后，于2018年又出版了《西游戏曲集》（以下简称《戏曲集》）。与上一部相比，这部《戏曲集》有如下几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更具有针对性，也更为完备。2009年版《戏曲集》中收录了《猛烈哪吒三变化》《灌口二郎斩健蛟》《观音菩萨鱼篮记》等元明杂剧。这些作品历来为学界所看重，但是否能够被归入“西游戏”队伍，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们与“西游故事”主体关系是比较疏远的。在新版《西游戏曲集》中，校注者将其移除，而补入《火焰山》《黄袍郎》《婴儿幻》《莲花会》等作品。这些作品与“西游故事”关系密切，却一直未受重视。这次集中点校，出版面世，使其得以为大众所认识。同时，对2009年版已收入的作品，校注者也进行了重新整理，订正了一些错误。可以说，这部《戏曲集》是目前最具针对性，也最为完备的一部文献整理成果。
其次是考订翔实。收入《戏曲集》的作品，一部分已见戏曲书目著录，但形成年代，以及与其他作品的因缘关系，还比较模糊，另有一些作品则未见著录，校注者在题记部分，特别注意对其与百回本《西游记》之关系，以及与其他戏本的关系进行考述，如《黄袍郎》传奇，校注者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发现其“渊源未必直接承自《昇平宝筏》，倒有可能源自《昇平宝筏》之前宫廷戏《西游记》”。这一判断应该是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这些题记虽然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却是以校注者前期的翔实考订工作为基础的。通过题记部分的考订文字，读者可以对主要作品大致的“坐标顺序”形成认识，进而理出“西游戏”自身的发展历史，即其与《西游记》形成、传播的微妙互动。
再次是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来看，新版《戏曲集》主要收录杂剧、南戏、传奇作品，地方戏则几乎没有涉及。据校注者介绍，有计划出版《续集》《三集》，则其整理工作将形成系列，可以更为系统地反映“西游戏”的历史关系，也就是校注者所说的，“为‘西游戏’的流变勾画出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
《西游戏曲集》的出版为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部较为完备而可靠的“数据源”，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正可在此基础上展开。当然，任何一部文献整理成果，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