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奢侈品和时尚产业一直以来是其国民和政府引以为傲的贸易和文化输出代表，但当我们将目光回溯到现代商业和消费社会萌芽之际的文艺复兴时期，会发现在这场文化运动背后，也是意大利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以遏制奢侈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禁奢运动。
禁奢立法并非现代世界的产物，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已有“限制奢侈”的相关法令。中世纪欧洲伴随经济衰退和普遍贫穷，基督教对奢侈行为的谴责愈加严厉，并直接上升到道德和人性原罪的高度。但这一时期教会主要通过道德劝诫和教化手段，极少使用法律方式来规范和抑制奢侈行为。中世纪晚期，随着城市的复兴和跨地区商业贸易发展，奢侈消费不再只是少数统治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大量来自海外的奢侈品（如香料、瓷器、丝绸和稀有宝石等）通过威尼斯、热那亚的商船涌入意大利市场。这场商业上的革命性变化对意大利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而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则用一种残忍的方式解决了当时笼罩整个欧洲的人口过剩和饥荒问题。幸存下来的人们发现瘟疫过后市场上不仅充斥着商品，并且物价低廉，大量无人继承的财富被幸免于难的人们所占有。末日恐慌情绪使他们在面对这些财富时往往选择及时行乐，人们陷入了一场盛大的奢侈消费狂欢。这种近乎病态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不仅让基督教道德家和人文主义者忧心忡忡，更引发了世俗统治者的恐慌。世俗统治者们开始在罗马法学者的帮助下，运用更为强力的法律手段来打击和限制这种奢侈消费行为的蔓延。
根据历史学家的最新统计，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地区40多个自治城市颁布了多达300部的禁奢法令。其中，热那亚于1157年颁布的禁奢法令是意大利自中世纪以来最早的一部世俗禁奢令。13世纪之后，禁奢法令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意大利各个自治城市的立法条令之中；进入14世纪，不仅更多的城市加入到禁奢的行列之中，许多城市更是在接下来的两三个世纪里反复修订，增补和重申相关禁奢法令。仅15世纪整个意大利地区就颁布了83部禁奢法令，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更是翻了两番。这股禁奢立法的潮流直至18世纪才逐渐偃旗息鼓，但其对于意大利近代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现代国家政府决策行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
仔细阅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不同城市统治者颁布的长短不一、内容不尽相同的禁奢法令条款，可以发现，立法目的无外乎以下几种：
精神层面上，挽救由奢侈导致的道德堕落和信仰危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部分禁奢法令的主旨是“为了上帝的荣光”。人们将奢侈行为与傲慢、无节制的贪欲和嫉妒等恶行挂钩，谴责奢侈是滋养道德堕落腐化的温床，是引发社会危机和动乱的“毒酒”。如1472年威尼斯政府颁布的禁奢法令中就传达出了类似的恐慌情绪，认为城市中弥漫的奢侈之风已经激怒了仁慈的上帝，如果再不着手抑制此类行为，上帝将会通过降下战争瘟疫等苦难来惩罚和纠正这种行为。
经济层面上，解决由奢侈引发的贫困和资本积累问题。如1412年锡耶纳颁布的禁奢法令在前言部分就强调了其立法的经济动因：“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市民，都需要制订相关法令来抑制其过度消费，这既是为其私人财富积累着想，也是为城市共同体的利益和荣耀着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大作用是用于生产性的投资活动，因此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在当时的世俗政府看来是特定时期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抑制，以保证有限的资本尽可能投入到生产活动之中。如威尼斯在1360年颁布的禁奢法令中就尖锐地指出“本因用于航海和增殖的资金却未能流通起来，反而化为了一场浮华，导致我们国家日益衰弱”。
社会层面上，重塑因追逐奢侈炫耀之风而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不仅使意大利的城市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当时是奢侈品），也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消费阶层——城市市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依靠个人或家族几代人的奋斗，积累了巨额财富，通过模仿传统社会封建贵族的穿着、起居方式、审美和消费品位，逐渐成为城市中的“新贵”，或称商业贵族。这些商业新贵有着与传统贵族阶层相似的奢侈消费品位，盛大的宴会排场，奢侈的穿着装饰，不仅满足了他们渴望炫耀的虚荣心，也成为城市市民普遍效仿和追逐的流行时尚。文艺复兴的浮华之风随之而来，由此也引发了社会失序。
从这一时期禁奢条款的细节以及时人留下的日记和回忆录等材料中，可以发现失序首先体现在穿着和服饰的规格上，这个长久以来作为社会等级地位外在衡量物的标准，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到了挑战和破坏。1474年博洛尼亚颁布了一条专门针对妇女衣袖问题的禁奢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只有贵族家庭的妻子和女儿可以拥有金制礼服，金制衣袖必须是书记员和银行家的妻女才可以穿着，行会中高级工匠的妻女可拥有绛红色礼服，绛红色衣袖是普通商贩妻女的穿着标准。为什么会出台如此细致甚至略显烦琐的规定？16世纪初威尼斯一位贵族的日记也许能透露一丝线索。他在日记里忧心忡忡地写道：“这座城市完蛋了！现在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穿着公爵式套袖礼服的普通人，而这种式样明明只有总督和总督夫人的礼服才可以使用。”
如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时尚潮流的变迁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服饰等级失序的话，另一部分原因则被当时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归结到了女性身上。在他们看来，各阶层妇女对服饰、婚礼、子女洗礼等仪式排场的过度追求，不仅破坏了既有的服饰等级秩序，还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结婚难、生子难等问题。另外，公开炫耀和攀比私人仪式排场还常常被视作对政府公共权威的挑战，引发统治者的不满情绪，整个社会也因此走向失序状态。这种源自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将女性污名化原罪化的论调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女性在奢侈消费行为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而极具煽动性。
最后，如果将意大利的这场禁奢运动置于文艺复兴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其动机还包括在政治上实现一个“好政府”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欧洲近代国家建构理论和实践的开始，在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以及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上，人文主义者和世俗统治者达成一致意见，即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建设并维护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当时意大利的世俗统治者们将社会管理视为其政府职责的根本所在。抑制社会道德风气恶化，加强政府财政监管，引导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以及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也就成为题中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