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性：传承交融的水印艺术
版画艺术由水印发端，起源于中国，融合了鲜明的中华传统特色与东方艺术魅力。早在两千多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工艺版画图样、东汉蓝印布的《菩萨像》即采用了以水为媒介的漏版水印技法，至唐代趋于成熟。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空前繁荣，刻坊书肆在印刷书籍时大量使用木版画，以图像更直观、更深入地反映内容，不断衍生出掸色、套色、饾版、拱花等工艺技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中国水墨氤氲渗染之下或清新明快，或滋润优雅，或简洁灵动的诗性韵味。中国现代水印版画随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木刻运动兴起，经融汇创造，其品种、形式、风格、题材均呈现多样化态势。新世纪以来，综合材料的运用和现代科技的引进更推动水印艺术的演变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相契于虽静默犹翩翩的东方灵韵，透出传统文化的深邃意蕴。
“水印千年”以梳理中国水印艺术发展的源流与迭变为契机，从文化身份的立场阐释水印艺术的美学意义，涵盖了“版刻春秋”“汲古镌今”“东方意蕴”“湖山胜概”“拓山印湖”五个板块，在聚焦视角上兼顾艺术作品话语层与故事层的双重属性，清晰地再现水印艺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所经历的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深层转变，着力探讨水印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和对个体自我的革新。
探索性：艺术语言与文化建构
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进程，古代先民在传统经典中探求圣贤思想，积小以明大，推末以致本，觅周道之论而不拘于一隅一偏一边一体之弊。传统文化并非遗世独立，它不是束之高阁深陷尘霾的古籍善本，不是深山老林寻访追忆的碑林庙宇，而是贯穿衣食住行融入群众血脉的民族惯性，是所有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呼一吸司空见惯的自然而然。比如，古人著书立说重字画兼备，佛经典籍、曲谱插画、文学绣像、启蒙小图等，“宜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所以由“图书”一词合称。然而并不广为人知的是，伴随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发展起来的水印版画即为此种“图”的前身，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民族特色的艺术门类。
中国水印变幻无穷，乐于呈现经典，又绝不囿于经典的固有范式——许是漱涤万物、游目骋怀的文人水墨，如展出的《十竹斋书画谱》《群仙祝寿图》等；许是迎春吉庆、新桃旧符的民间年画，如展出的《刘备招赘·龙凤配》《十子争梅喜鹊高升》等；许是鱼传尺素、移人之情的书籍插图，如展出的《西湖佳话》《盛明杂剧》等；更重要的，它强调了传承交融的民族文化遗产，如展出的《蒲公英》《阿诗玛》《天工开物》《雕版印刷》等等。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印刷的传播功效已然被机械复制和新媒体技术所替代，尽管水印不属于喧嚣热闹的美术类别，但清澈透亮的中国水印仍是一门历久弥新的艺术语言，在其追本溯源、融合共生的当代诉求中更辩证、更立体地叙述作品话语的民族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水印千年”独辟蹊径、审慎择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收纳了《戏鱼图》《神奈川冲浪里》等日本浮世绘经典作品，直接对话桃花坞、杨柳青、无锡纸马、福建漳州等地的传统水印，用时空线索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为观众梳理中国版画东渡扶桑的文化传播影响，呼应中国水印在全球与本土、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多元关系，以艺术作品揭示艺术规律，以风格嬗变的史实彰显更深层、更本质的文化自信，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
实验性：当代语境之观感体验
为进一步探索艺术活动的实验性可能，吸引更多公众参与，“水印千年”的展场可谓设计精良，处处体现出反复构思、想象的预设态度。展陈重点关注视觉交流的层面，借助丰富的图像生态和多媒体装置大幅强化传统文化元素可视、可观的直接特征，有效提升水印艺术在心灵融合层面的感知能力，以期营造出最佳的浸入式观感效果。此外，展览借用了近800块清光绪四年浙江书局官刻本的《西湖志》老雕版，在序厅铺陈出整整一面黝黑的展墙，让人们亲眼见证传统的震撼与感动，更好地体验历史，并以此作为水印版画的互文性前奏。在大众传媒多元数字化的背景下，展览还创新性地提取传统题材、导演水印故事、制作水印动画、布置环幕影院，让观众从第一人称视角身临其境地投入历史语境，考察水印艺术的民族文化氛围，感知经典。
此外，“湖山胜概”板块的“烟波澹荡”部分以古代“册页”形制连缀起新创作的西湖主题水印作品，再以托架承载，凸显水波粼粼的视觉之美，契合西湖意象，构成展厅的视觉中心。集体创作的《新湖山胜概》、合力印制的《浙江省垣城厢图》等巨幅拼合作品以当代观念激活历史文献，多维度营造文化解读的可能性。我们相信，无论是水印艺术的拥趸抑或初识水印的普罗大众，都能在欣赏这些水韵华姿、意境悠远的展品中寻获一份特别的感动。
作品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由作品构成的展览陈述着美术馆的思考、态度与责任担当。包含水印版画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于新时代的焕新、赓续势在必行，民族文化的认知发扬亦迫在眉睫，“水印千年”的推出虽为刍荛之议、略贡管见，但浙江美术馆聆听时代声音、承担时代使命，致力于活化“东方智慧”、探索中国艺术形象的决心定将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