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晚年，道德文章已臻化境。《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道出了他的修为之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曾国藩的“愧对”之心，是因为他努力不够、功绩太小吗？当然不是。他在做京官之时，每每朝考成绩优异，从最小的从七品小官做起，十多年间官至兵部、礼部侍郎。随后，曾国藩以丁忧在籍的一介书生，开始应朝廷之召编练湘军，直到克成大功。作为朋友，曾国藩不计个人恩怨，全力举荐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国效力，此二人后来都成为朝廷倚仗的能臣干将。其他种种功绩，连一生自处高标、目无余子的左宗棠也不得不叹服。六十寿辰之际，朝廷特赐曾国藩“国之柱石”的匾额以示褒奖。曾国藩病故后，左宗棠的挽联上联就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元辅”指的就是曾国藩。即使如此，曾国藩还在日记中真诚愧悔：“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检视曾国藩的“愧对”之心，是要借鉴和学习他在自身所为与自身所得的对照上的态度与方法。曾国藩对天地、父母、兄弟、朋友的“愧对”之心，反映出的是对自己的严要求和对他人的感恩之心。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养廉银与办公费每年不下数万两，但他对家人规定，每人每月零花钱只有两千文，合银不过一两。对于儿女的婚姻大事，曾国藩也俭朴得“不近人情”，以致女儿嫁妆中的首饰和服饰有的只能用家中旧物。曾国藩自奉如此俭省，对待朋友却很慷慨。部将鲍超家境寒微，曾国藩每月周济他二百两。老友邵懿辰死难于杭州，他每月周济其家人二十两，十余年不断。其他僚友家累甚重者，他亦不时资助。即使这样，他还时时觉得“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
与曾国藩的“愧对”之心形成鲜明对照的，一是“应得”之心，一是“亏待”之怨。有种人几乎总是得到来自父母、兄弟、朋友等的帮衬——或是钱物的赠给，或是承担本该属于他的责任与义务，他却是“习惯了得到，而不知感恩”。还有一种人，总是觉得自己境遇不好、收入不丰、不受人敬，认为是别人或是社会“亏待”了他。这些人从来不与别人比付出，却总是与别人比得到，如此一来，就越是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心里积累的对社会与他人的怨恨就越多。正应了“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
自我刻苦努力与“愧对”之心，自我放任自流与“应得”之心、“亏待”之怨，这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他人严苛者，往往对自己宽松；对他人宽厚者，则对自己要求严格。曾国藩的宗旨是：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曾国藩的“愧对”之心对世人来说，不仅可以化解心中不应有的苦闷与烦扰，更是“载福之器”和“入德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