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郑州上的小学，当时郑州还只是黄河岸边一座风沙小城。课时不多，作业也大多在教室就做完了，于是一整天的疯玩。玩什么呢？男孩子爬树上房、叠罗汉摔跤、拍画片弹球，女孩子跳皮筋跳格子、抓羊拐斗五子、丢包翻丝绳。总之整天都在地上“囚”着，弄得一头一身的灰土，父母们也都不以为意。
游戏有些只是身体动作，不用玩具，例如我最沉迷的“斗鸠”。所谓“斗鸠”，就是用手扳起自己的一条腿，另一条腿蹦着，用膝盖去把对方撞倒。那时我以为游戏名应该叫“斗鸡”，“鸠”是土音把“鸡”叫转了。现在想想“斗鸠”也有道理，大约意思是斗斑鸠、斗鹌鹑之类吧？一般只和同龄人玩“斗鸠”，因为不同年级身高相差太远无法匹敌。记得一次正和同班同学酣斗，忽然一群人高马大的高年级学生跳了过来，吓得同学们四散奔逃。我想跑已经来不及，只好被迫迎战。一个高个子蹦起来泰山压顶似的用膝盖砸向我的肩膀，想一击而胜。没想到我因为以静待动站得很沉稳，趔趄了一下没有倒掉，上挑的膝盖反而使他失去重心，弄了个嘴啃泥。从此我们知道“斗鸠”可以以矮胜高，不再无谓惧怕高年级。玩“斗鸠”的那几年，极大地强健了我的身体和腿力。
有些游戏则要自制玩具，例如吹“鼻纽”。春天来了，柳条发青，把它割下来，用力一拧，树皮就脱开了树干。把树皮褪下来一小截，一头捏扁，削去一咕噜外皮，放嘴里一吹，“笛呀——笛呀——”地响。满街上孩子乱跑，就到处“笛”成一片。如果把树皮拧得长一点，再挖上几个孔，就做成了柳笛，吹时把套在里面的树干来回抽动，就发出时高时低的乐音。摔三角、四角是男孩子喜欢玩的。先在街头捡回花花绿绿的纸烟盒，叠成一个个的三角或四角，叠多了插成一长摞，就出去寻找玩家对手。石头剪子布确定先后，输家把自己的放在地面，赢家用他的去拍，拍翻就是他的了，拍不翻就轮到你拍。
自制玩具是需要动手能力的。玩弹弓要先找到粗铁丝头，建筑工地上到处丢的都是，用钳子拧成Y状，再绑上两根橡皮筋，缀上片皮子，一个武器就做成了。然后捡些小石子或者做些胶泥丸放在兜里，就有人开始倒霉了——除了知了、麻雀和谁家鸡外，经常是门窗玻璃之类。做铁环则要找更粗壮些的长铁丝，最好是能找到铁箍，再做一个铁丝钩，用钩子推着铁环大街小巷“哗啦哗啦”走。放学时的景观是最壮丽的，一堆堆的男孩子都欢快地推着铁环，于是满大街喧哗着“哗啦哗啦”声（上图，郭祥绘）。
打陀螺现在是大人游戏了，街心广场里常见成人甩着脆响的皮鞭，把买来的大陀螺抽得“呜呜”地响。那时我们都是自己做。找一根粗细适中的树干，用菜刀砍断，再用铅笔刀削平一头、削尖另一头，马路边捡个轴承滚珠砸上去，就成了一个陀螺。再用一根布条绑在树枝上，做成鞭子。用鞭子缠住陀螺身子，放在地上猛一拽，陀螺就旋转起来，你只要用鞭子继续抽打它就行了。当然我们做的陀螺质量不佳，通常比较细长，又圆心不准，转起来很不平稳，一跳一跳的，却别有风姿。遇到碰陀螺，就容易被人击败，和人家的陀螺一碰，自己的一下就跳到一边，甚至斜着滚得远远的睡觉去了。和做陀螺相似的是做“苏”，把一短截树枝两头削尖，就是一个“苏”。玩时把“苏”放在地上，手拿一根短棒击打“苏”的一头，在“苏”弹起来的一刹那，用短棒一下把“苏”打出去，打得越远越好，叫做“打苏”。
这不同的游戏方式还有流行性，一阵子都玩这个，过阵子又都玩那个，也不知道流行风是怎么吹来、从哪儿吹来的。流行的范围有多大呢？过去不了解。那年和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一起出访土耳其，看到当地的民俗博物馆里陈列有儿童玩具，铁环、弹弓、陀螺、“苏”都有。阿扎提看了很兴奋，说他小时候在他们那儿也玩这些——难道整个丝绸之路都被这些游戏覆盖了？
当然也有买来玩的玩具，例如弹球。过去最受欢迎的货郎担上，经常拆零了卖跳棋用的彩色玻璃球，孩子们拿它用手指头弹着玩。一种玩法是在地上挖五个浅坑，大家轮流把玻璃球弹进每一个坑里，都完成后还要再弹进远处一个单另的坑，谁先完成谁赢。另一种玩法是互相用弹出的玻璃球击打对方，谁先命中谁赢。有弹得好的，命中得又准又狠，命中时发出响亮的“啪”声，我们叫做“炸子”，“炸子”有时能把对方的玻璃球击碎。
这就是过去的儿童游戏，原始、质朴。但也正是有了这些游戏，我们虽然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个长得精瘦却都有股干巴力气，更增添了日常生活的欢乐和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