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性别身份的差异对文化传承有影响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乡村社会的文化传承是有分工的，不同的性别身份，承担着不同的文化角色和文化分工。男人多从事重体力、大体量以及复杂技术的劳动，如房屋建筑、建桥修庙，当铁匠、银匠、木匠、铜匠、篾匠等。还有一些村社公共仪式类的活动也规定只能男性从事，并对女人禁忌，如风水师、伞头、社火、吹手、古歌传唱者等。女性从事的艺术传统实践，主要和日常生活的实用相关，也有一部分是满足家庭内部的节日祭祀等仪式活动需要。在北方中原地区一些乡村，妇女的俗信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即有大量剪纸的使用。即使在日常的烹饪与传统食物制作中，也往往夹带着艺术的表现手法。
乡村妇女，承担着乡村艺术中许多民间美术类型的实践。但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把乡村妇女作为真正的艺术实践群体去关注，很少关心民间美术背后乡村女性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既不关心她们的文化叙事与个体情感表达，也不深入研究乡村女性艺术谱系中的文化隐喻与象征。
北方许多节日中都习惯使用剪纸，像清明、端午、十月鬼节，还有婚丧俗中都会使用剪纸。日常生活的需求造就了北方乡村庞大的剪纸传承人群——妇女。在北方乡村，几乎每个妇女都会剪纸。陕北俗语曰：“会生娃的，就会剪花。”由于北方传统年节中家家户户都要贴窗花、神幔花、炕围花、顶棚花等，用剪纸来装扮房间，所以这些剪纸就是每家妇女手艺的呈现，也是每家女人的“门面”。陕北乡村里把剪花好的妇女称为“花匠”，而被称为“花匠”的妇女，往往是那些肚子里古花样多、铰纸手艺精湛的女人。剪纸也体现着一个女人的人格价值，剪花好的女人会受到其他妇女的尊重。北方村庄里的乡村妇女群体作为剪纸的传承人群，更是一个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手工艺术实践群体。在中国民间美术的各个门类中，只有剪纸这个文化物种造就了如此众多的天才“剪花娘子”，皆因其普遍蕴含着深厚的本原文化。
与北方村庄不同的是，西南少数民族乡村的剪纸用途不像北方乡村那么广泛。这些村寨的妇女人人会刺绣，但绝大部分不会剪纸。三乡五里只有少数几个乡村妇女会剪纸，她们把剪的花样拿到集市上去售卖，刺绣用的花样都是从集市上传出去的。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刺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其纹饰谱系十分独特。传统苗寨里的妇女大多熟悉刺绣花样中的纹样故事，纹样的内涵正是他们口口相传的民族传说故事。也因此，作为刺绣图样的苗族剪纸艺术，风格独特，文化叙事古朴神秘。
除去刺绣用的花样，男性鬼师做巫俗仪式时也使用剪纸。这类剪纸比较简单，常用折剪的方式剪出挂牵形式的拉手人纹样；丧俗的纸扎制作中也会使用剪纸的方式。
无论是南方或北方，剪纸的天才传承人大多是那些有丰富生活经历和干练的女人。陕北俗话说，女人成熟要过三关：结婚关、生育关，以及娘家父母亡故关。结婚是从女孩成为女人的开始；生育是女人生命内涵最本质的体现，也是初为人母的开始；娘家父母亡故，不仅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更重要的是一种血亲家族生命情感依托的消失。乡村女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些接连不断的生与死的仪式和习俗生活中成熟起来的。
那些经历了女人三关的天才“剪花娘子”，晚年又回到本性的天然之中。生活的磨砺与人性的返璞归真、几十年剪花技艺炉火纯青的实践，使得那些高龄的天才传承人进入了一个艺术生命的自由天地，她们个性化的创造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如库淑兰的彩色套贴剪纸“窑洞”，高凤莲推剪方法的大型剪纸创作，张林召、王继汝“晚年变法”的简约写意风格，彭粉女独特的剪纸“生肖树”，苏兰花古朴的剪纸戏曲人物，郭佩珍表现个体命运的生活长卷等，都是这个时代最真切感人的艺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与农村的生活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老一辈剪纸传承人正是在大的时代变化中，开始了她们脱离开民俗需求的剪纸艺术创作。新的文化需求与新的生活题材，这些都为传统剪纸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