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邀约去看山,连云港的海上云台山。
从山脚观其全貌,并无特别之处,与名山大川比,只能算丘陵地带的一座小山包。等到步入法起寺,再登观海台,又入陶渊明文化园,精神倏然为之一振,对海上云台山不得不刮目相看。常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有陶公遗迹在,有陶公千古诗文在,云台山自是非同寻常了。
陶渊明与云台山的关联,是有诗文可以佐证的。陶公著名的《饮酒》诗之十写道:“往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诗中第一句写到的“东海隅”,宋代称“东海郡”,正是指云台山这一带。彼时,陶渊明随同刘牢之率领的晋朝廷军队,讨伐叛军孙恩到此,住过一段时间。在南唐诗人李中和苏东坡的诗中,也能寻找到陶渊明曾到“东海隅”即今海上云台山的线索。到了清道光年间,一位陶家族系后人名陶澍者,先后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他先后两次来海上云台山一带,并向道光皇帝面报在“东海郡”考察的情形,皇帝听后大悦,谓:“此境与桃花源何异?”因为道光的这句话,陶澍通过各种方式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云台山联系到一起了。当然有牵强的地方,但是连云港的前身确实是一个小渔村,这里的人靠海吃海,捕鱼原本就是他们的主业。《桃花源记》中所写的山口、良田、美池、桑竹,也与这里的某处地貌酷似。陶澍为纪念这位陶家的先贤,在云台山法起寺东侧修建了陶公祠,并仿照陶渊明诗文中的描述,营造陶公祠的环境——门前植五棵柳树,于大殿周边遍植桃树。每逢春天,桃红柳绿,如一团团绯红的云缭绕,微风拂过,落英缤纷,让人恍若进入桃花源了。遗憾的是,陶公祠因日军侵华的炮火以及后来历史的动乱,被彻底毁坏,其遗迹已不可寻。
登上观海台后,我对陶渊明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恢宏气度和豪放,有了新的认知。那日,金秋温暖的阳光洒在脸上,如美人纤指轻轻地抚摸,天空纤尘不染,没有一丝云彩,只见深邃无垠的蓝与碧波浩渺的海相连而浑然一体,让人分不清哪儿是天空哪儿是海,让人感觉置身在茫茫的宇宙之中,自己不过是一粒微尘,在海天间飘浮。此刻,顿有心胸开阔之感,宠辱烦恼也瞬间消失。我想,陶公来云台山,见到的不仅有溪水、山石、花树,也一定曾面对大海,是大海给了陶公海一样的情怀,忧戚苍生、心怀天下的胸襟。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三首诗写到了陶渊明。其一:“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其二:“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其三:“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在人们心目中,陶公是一位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隐逸之士,而在龚自珍的笔下,陶公却是一位如同荆轲、屈原、诸葛亮般充满家国情怀、心系苍生的豪侠之士,隐逸只是不得已而作出的人生选择。他所处的时代,无法让他的抱负得到施展。鲁迅对陶渊明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题未定草·六》中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在另一文中,鲁迅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他的追求个性自由的隐逸之态与心系天下的豪情壮志,是筋骨相连的。
从海上云台山归来后,忍不住打开李长之撰写的《陶渊明传》,又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全集》从书柜里取出,反复品读,时有所感,时有所悟。那些隽永的诗句,如闪电般超越历史时空,滋润着现代人枯寂的心灵。虽然历史没有给予陶公立功立业的机遇,但他的诗文烛照千古,冲出“樊笼”,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座高峰。
海上云台山,不仅有山,更有海,山海相连,就有了排山倒海的磅礴;海上云台山,因有陶公遗迹在,诗文在,就有了非同寻常的人文高度。不妨到海上云台山走走,登上观海台,通向未来的人生路径或许会变得更为宽阔和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