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骨学史上，提到甲骨文的发现与收藏之功，人们多数会首先想到王懿荣。作为与王懿荣同时期的甲骨文发现与收藏者，王襄，是一个被历史埋藏了许久的名字。
王襄（1876—1965），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长期从事金石学、甲骨学研究，是我国早期发现和收藏甲骨的学者之一。
王襄收集甲骨得力于天津的地理优势。在清末至民国年间，很多古董商人有好东西要到北京去出手，会先在天津滞留，等到打听好北京的行情以后，再拿到琉璃厂、东四、西单一带的坊肆去卖，所以天津市面上会出现很多好东西。王襄一生收藏的甲骨，据其后人回忆，大约有5000片。当时家境并不太宽裕的王襄几乎是省吃俭用、想尽办法来购买甲骨。王襄收藏甲骨，源于一种天然的爱国情结。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王襄收藏的甲骨精品，特别是比较珍贵的大片甲骨，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抗日战争以后，陆续有一些教会院校人员和国外学者前来找王襄，希望能重金收购甲骨，都被他婉言拒绝。甲骨是祖国的瑰宝，不能流失异邦，这是王襄深藏心底的信念。
王襄收藏甲骨以后，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研究甲骨文。1925年王襄将墨拓的部分甲骨收录成集出版，名曰《簠室殷契征文》，却遭到“印刷不精，且多割剪”“多以材料可疑，摒而不用”的诟病。王襄及其收藏的甲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得不到学界的信任。比如1930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伪片之传播者，在中国则当推天津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一书，此书所列几于片片可疑，在未见原片之前，作者实不敢妄事征引。”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襄整理了一份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墨拓拓本，结集为《簠室殷契》，准备出版，以洗刷造假的嫌疑。其实，早在1935年，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述例”中就已经纠正了自己对王襄《簠室殷契征文》的看法：“余曩声言其伪，今案乃拓印不精，文字多上粉，原物不伪，特坿正于此。”但是学界过往的批评过盛，积重难返，王襄也放弃了出版《簠室殷契》为自己正名的机会。1953年，王襄将自己以毕生精力收藏的甲骨全部捐赠给了国家，珍藏于天津博物馆。1959年，当王襄得知国家将出版一部殷墟甲骨的大型汇编《甲骨文合集》时，他舍弃了个人荣辱，把已经成书的《簠室殷契》献给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可惜的是，受限于当时诸多原因，《甲骨文合集》仅仅是选收了王襄所藏甲骨的主要部分，有数百片漏收。
这批漏收的甲骨作品都属于甲骨文发现史上早期的传世品，有的连王襄都没有墨拓过，也没有公开发表过，其中许多品相非常好，片大字多，内容丰富，原片目前都藏于天津博物馆。这批甲骨上面有好多过去没有见到过的新字和新字形。过去认错的一些词语在这批甲骨中也都可以找到印证，其中有一片讲打猎的甲骨，连打猎者的心理状态都能够生动地反映出来，所以材料非常珍贵。
1965年，王襄病逝，家属写信由胡厚宣转交郭沫若，请他代为题写墓碑，郭沫若当即应允。墓碑上书：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 一九六五年春 郭沫若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