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现象。在消费生活中，一定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支持和引领消费行为。从消费伦理的研究入手，可以窥见社会的道德风尚、文明修养的基本状况和人们伦理观念嬗变的轨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消费的升级换代和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消费伦理对建设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培养一代新人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为新时代经济建设、廉政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撑。消费伦理学开始进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消费的伦理追问
从广义来说，消费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但从狭义来说，消费主要指生活消费。而消费伦理主要研究的是“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的消费，具体来说就是居民个人消费，是狭义上的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往往把消费仅仅视为经济现象，这是不全面的。人们诉诸某种消费方式，不仅仅在于经济的考量，而且也在于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因素。消费是经济因素和伦理因素的统一，是消费伦理学研究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才能全面深入地分析消费现象。
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能不能”的问题，即经济能力的问题，这是消费行为的基础，是消费行为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能力，消费就不能实现，这是社会生活每天都在证明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是“愿意不愿意”和“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即伦理与文化问题。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消费者的自由意志的表达、消费主权决定着经济行为的协调。消费主权作为市场经济标准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东西，即人必须愿意。”个人的消费是建立在自愿、平等、自主基础上的，它根据消费者的经济状况、个人性格、生活习惯做出自由选择。消费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消费自由又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消费者是具有“意志自由”的责任者。这个责任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日益丰富，广告在推动市场营销的过程中，也对消费者的道德观念产生深刻影响。消费伦理承担着价值导向的功能，引领消费者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摆脱物欲的羁绊，“物物而不物于物”，追求自我完善的境界。同时，消费伦理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党的建设，要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其中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属于消费伦理范畴。换言之，消费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道德支撑。
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如何消费，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个人的自由和选择，这也决定了消费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多样化的，但基于社会的共同利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必然要求建立消费伦理规范体系，引领和规范社会消费行为。在21世纪的中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消费伦理规范体系的研究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伦理规范体系。这一规范体系应该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物质消费原则和精神文化消费和谐两大原则，包括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科学消费三大规范。如何在实践中完善、丰富和践行消费伦理规范体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消费的伦理评价与经济评价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对消费进行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评价之前，首先要问的是从伦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抑或是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评价？奢与俭的问题是消费伦理的核心问题，对消费的评价实质是对奢侈和节俭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评价。中国古代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占主流地位的是“崇俭黜奢”的消费伦理观念，这与社会自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需要是相适应的。这种消费伦理观念以伦理评价为根据，把消费与人的欲望联系起来，认为节俭使人寡欲，有利于道德人格的完善和社会的清廉，而奢侈意味着纵欲，动摇道德人格的根基，是社会腐败的温床。然而，到了明朝以后，“崇俭黜奢”的消费伦理观念受到了冲击，明朝的陆楫和晚清的谭嗣同以经济评价为根据，主张“崇奢黜俭”的颠覆性观点，反映了社会发展中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但同时明清时期也有不少思想家主张将伦理评价与经济评价结合起来，例如严复认为要区别对待，主张采取以“俭有道”“奢有节”的评价方针。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围绕着节俭和奢侈对社会发展是利还是弊的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主张节俭，认为节俭增加了社会的资本，亚当·斯密甚至说：“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而孟德维尔、凯恩斯等主张“奢侈有利，节俭有弊”，因为奢侈拉动了社会需求。两种观点虽然迥异，但都是从经济评价出发。
从中西消费伦理思想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不难发现，近代西方显然将经济评价放在优先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伦理性的文化，古代中国在对消费的评价中，伦理评价处于优先的位置。现代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量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但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还有不少路要走。历史证明，强大的国内消费内需是经济强国的底蕴，必须充分重视消费伦理在激发内需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消费的伦理评价与经济评价要统一起来，必须坚持既要鼓励消费，又要引导消费的方针。这一方针在操作层面上具体表现为适度消费的规范。
适度消费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儒家崇尚节俭，但同时又主张“俭而有度”。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主张以“中道”原则引领消费生活，即适度消费。消费需求不足，难以驱动经济的发展，而过度消费，败坏社会的道德建设，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适度消费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消费，它比较全面地权衡了消费给经济和道德带来的利弊得失，将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很好地统一起来了，为理论界和广大消费者所认同和接受。每个消费者的经济能力不同、性格有差异、“三观”有层次之别，在如何掌握消费的“度”上，会有各种选择。而以自律为特点的消费伦理，在发挥其在消费选择中的“导航仪”作用上是任何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
消费伦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并威胁着地球的承载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方式带来了商品的极大丰富。世界为什么会生产出那么多物品，以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力？追根溯源，无节制的消费需求是重要原因，而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无节制对利润的追求，又加剧了这种压力。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加强消费伦理建设，反对消费主义，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为了扩大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鼓励大众消费，使社会释放消费能量。然而，随着消费的扩大，是否会增加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消费的方式和内容是可以选择的，通过引导消费可以减少这种压力，使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也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有13亿多人口，消费多少，如何消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不仅需要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制度，也要发动群众支持和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以正确的消费伦理观引领消费。
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不同的消费方式对资源的消耗是不同的，有的消耗得少，有的消耗得多。要落实绿色消费的社会风尚，引导大众追求资源节约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例如在交通出行方式上，倡导和鼓励人们更多地选择低碳、环保、健康的交通工具，改善城市大气污染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许多社会成员进入了“不差钱”的新阶段，手头宽裕了，在社会生活中的消费就更为“任性”。其中，不少消费者认为“我只要有钱，如何消费是我的自由”。但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合格公民，还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的经济考量的同时，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减轻日益增长的消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原则的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经济模式代表着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统一的社会发展方向。它要求消费者支持废品回收和再生资源的使用，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当更多消费者以支持废品回收和再生资源的使用为己任，以环保为荣，那将使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难题迎刃而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