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中找到渊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国的君子一样为人处事要有敬畏之心。另一位美籍汉学家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字为富善，既可以视为直接意译自goodrich，也可以理解为辗转取自《论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富而好礼，就是富且善，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理念。
第二，书名往往出自国学经典。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寻津录》（1859），欲为来华的西方人指点迷津，帮助他们找到汉语学习的最佳路径。对于熟读儒家典籍的威妥玛来说，以“寻津”为名，与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寻津、问津的典故遥相呼应。威妥玛的另一部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867），其中“自迩”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汉语学习要从基础开始，从身边做起，巧妙截取化用中国儒家经典名句而成书名，显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熟稔。
第三，著述扉页不乏国学经典名句。英国汉学家马礼逊《古汉语译文》（1815）扉页上的“入境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来自《礼记·曲礼》。威妥玛《寻津录》的扉页上印有“泰山不让土壤 河海不择细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英国汉学家罗存德（W.Lobscheid）在所著《英华字典》（1867）的扉页上印有“子曰：‘辞达而已矣’”，来自《论语·卫灵公》。英国人萨默斯的著作《汉语手册》扉页上刻有“孟子曰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见《孟子·离娄章句下》，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阐述，由此可以返回到能说出其要点的境地，希望人们不仅要博学，而且要精学。以上引用，都渊源有自，只有熟悉儒家经典、国学素养深厚的学者，才会乐于引用，熟练并准确地引用。
在扉页上刻有最多国学经典名句的是法国汉学家童文献的《西汉同文法》一书。其中五句文言文，绕书名一周，其内容对于治学做人均有涉及。左侧为“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一行字，右侧是“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书名下端自左向右为“子谓子夏子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一行字，以上三句均取自《论语·雍也》，对君子与智者的治学为人的标准均有涉及；书名上端为“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一行字，语出《尚书·说命》，阐述了教学关系，道德养成途径等内容。书名下端还有一行小字，为“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论语·述而》，强调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写书作文只需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随意创作。这恰恰表明了作为著名汉学家的童文献在写作《西汉同文法》时的态度，即继承古人而不妄做发挥。一纸扉页，荟萃经典名句，各种表明心志，国学修养之深可见一斑。
除了引用儒家经典，来华汉学家也喜欢引用俗语。比如文林士在《中国隐喻手册》的扉页上就引了“要通古今事，须读五车书”这样的谚语。
有时候，晚清的这些老外，不仅在扉页上留下现成的国学经典名句或者俗语，他们还翻新出奇，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人对事对文化的看法。马礼逊曾在《字典》扉页上强调自己的著述对好学深思之人将大有帮助，大赞自己的著述乃“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将这样极为正面的自我评价印在扉页上，也是西方人坦率性格的流露。
法国汉学家顾赛芬在《法汉常谈》的扉页上径直采用对联的方式，表达自己沟通东西方的豪迈之情。左侧上联为“比事属词惟望东海西海通声气”，指明该书为跨文化交流而作；右侧下联为“黜华崇实敢矜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自己著作的水准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横批为：“开卷有益异言无讥”，希望阅读者能有足够开放的视野和胸怀。
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现成经典名句与个人感受都呈现于自己著作的扉页。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即如此。其所谓“取之精而用之宏。诚哉斯语！兹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无非期为博雅君子之一助尔”，第一句语出《左传·昭公七年》，原为“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后世多将“取精用宏”喻为从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观约取、去粗取精之意。后几句则介绍了《汉英韵府》的成书方式为“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
为什么晚清的来华汉学家会如此注重引用经典，附会经典？他们刚到中国，初来乍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无论是著述者还是刻书者都急于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著书立说，强调中国经典，尤其以扉页语录的方式示人，足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这期间也表现了西方学者对国学经典深深的认同感。于是无论为自己起名、为书作命名、扉页上刻警句，都会让人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尊崇和推重。
当然，汉学家因为学术派别宗教派别的不同，对中国经典又有认同程度的差别。比如十九世纪法国汉学在欧洲为翘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国国学经典，对其表现出更强的认同感，童文献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汉学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国学经典名句，跟他们的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助手不无关系。比如威妥玛跟随中文教师应龙田学习汉语14年，并于1861年完成了《论语》的英译本，这也保证了他能准确使用中国经典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