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北宋名臣包拯书写的这首《书端州郡斋壁》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衬“清”之品质可贵，以秀干、精钢之直道彰显“直”之志气高洁，展示出包拯不凡的志向和高尚的品格。包拯对宋仁宗说：“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他心目中的官员，理应具备清廉、正直、睿智和忠诚等政治素质。包拯曾经担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端州因境内端溪而得名，端溪产端溪石，石质坚实细润，用作砚台，墨不上毫，书写流利。前任地方官百般榨取，把端砚作为讨好京城高官的礼物，包拯到任后，特地规定每年制造的砚台只需达到上贡的数量，从数量上控制了作为礼品的端砚生产，他本人任官期满，不持一方砚台而归。
“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包拯也是刚毅正直的化身。在任知开封府期间，他发现开封府除朝廷命官外，还有编制中的胥吏600人，他们习于久任、因缘为奸、敲诈勒索、暗中作弊。包拯从严治吏，从胥吏手中褫夺了大部分权力，改变了诉讼当事人不能直接递交诉状的规定，打开开封府衙大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宫禁中有势力的宦官为自己家族构建亭台楼阁，侵占了惠民河河道，造成洪灾隐患，包拯悉数摧毁，毫不留情。京城上下，闻者欣喜，传言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苏辙说包拯知开封府，“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
两宋时，包拯就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北宋神宗时担任过参知政事的吴奎说：“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以服其重名。朝廷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这就是“包公”尊称的由来。包拯在世时，“包公”就是人们对他的尊称。南宋时，包公更是“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元代，随着元杂剧的出现，包公剧目急速生长，明清戏剧、小说等俗文学的普及，更是将包公故事与传说推向高潮，包公的形象也家喻户晓。
为什么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包公的形象经时间的洗涤，不仅没有褪色，而且愈加鲜明生动？今天，我们接受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理念的洗礼，固然可以把“清官意识”归入人治的行列加以批判，但作为一种经历过长时间历史考验的社会治理方式，贤人政治从现实的层面讲，其达成治理的有效性和成功率并不低。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所有的规章制度最终必须通过人来执行。儒家政治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贤人政治，其基本假设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说到底最终要通过人来进行，特别是贤人和智者；第二，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第三，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力。
贤人政治的理念，在今天可以被法治的理念兼容。依法治国是当下政治文明的鲜明旗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特”，也就在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500多年前，孔子就生发过这样的感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与道德，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两种力量。法律的管束是“刚性”的，道德的管束是“柔性”的。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管束力量，而为贤人君子所认同并实践着的道德信念，则是内在的自我约束的力量，它不仅不与法律相冲突，而且促使人们认同、接受纪律和秩序。
